——评《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粮食工作史论（1949～2009）》 

　　2016年，唐正芒教授新著《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粮食工作史论（1949～2009）》［1］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作者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根本与保障——新中国60年党领导粮食工作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09BDJ002）的最终成果。此前，作者已经出版了阶段性研究成果——《新中国粮食工作六十年》（该书曾获教育部第六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纪事》。《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粮食工作史论（1949～2009）》一书是该课题研究期间作者陆续撰写或发表的有关专题论文，主要为前述两本著作没有或不便涉及的内容，从而构成了该课题研究的系统架构和完整体系。该书以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为研究对象，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恢复经济和过渡时期的粮食工作、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粮食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工作、改革开放初期的粮食工作、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和高度重视“三农”理念下的粮食工作5个时期，系统考察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领导粮食工作的曲折历程，拓展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综观全书，可概括出如下特点： 

　　一、具有独特性的研究视角与探讨路径 

　　粮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学界一直都相当重视对粮食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堪称丰富。但这些成果多是从经济角度进行的，甚至产生“粮食经济”这一特定称谓，而从政治或党史、国史的角度研究粮食问题的比较少。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某一个时期，至于将各个时期的粮食工作予以宏观把握，开展系统性研究的成果则较少。即使对某一时期的研究，也往往缺乏全面、深入地探讨，对其中的经验启示缺乏具体地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粮食工作史论（1949～2009）》一书弥补了上述缺憾，在促进党领导粮食工作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进行了开创性探讨，在纵向上探源析流，阐述了60年来党领导粮食工作的轨迹及内在规律性；在横向上从宏观到微观，对各个时期党领导粮食工作的背景、政策措施、历史贡献与存在的不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并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全方位揭示了政治与粮食工作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着力解读了党领导粮食工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推动中国未来的粮食发展、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历史借鉴。 

　　在研究内容中，该书有相当部分是对学界关注较少的问题进行扩充与填补。如“大跃进”时期党和政府应对粮食危机的举措及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对包产到户的有益探索、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之后更长时间内对农民瞒产的开明态度以及纠“左”的持续努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与完善，等等。简而言之，就内容而言，作者拥有问题意识与高度的学术责任感，既注重实证研究，又具备强大的理论勇气，在再现史实与定性分析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 

　　二、该书提出了一些颇为独到的学术观点 

　　该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执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重要政策之一 ——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学界对这一政策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基本肯定者占多数，直言其弊端者也有之。该书认为，学界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尚显薄弱。关于统购统销的原因，鉴于有学者认为统购统销是1953年粮食购少销多，导致粮食供应局势紧张而不得不采取的政策。该书提出了不同观点，并从以下三个角度加以论证：第一，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1953年的粮食大体是有保障的，因此粮食供应不会过于紧张，而且基本粮源保持得还算平稳；第二，即使1953年粮食供应形势不容乐观，也可以通过减少库存、以稍高价格收购农民手中余粮、以工业品换购、压缩出口等办法进行解决；第三，一些文献表明，作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者、设计者和制定者，陈云早在1951年底和1952年初就提出了类似设想。作者指出，征购粮食的初衷和最直接目的并不仅仅是要临时解决粮荒和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而是要将其作为长期稳定粮食工作的基本政策。［1］（pp.45~47）该书还就陈云力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原因、粮食统购统销是否有必然性、当时党内是否有不同声音、粮食统购统销的积极贡献与影响等问题做了详尽论述，并发表了一些独到见解。另外，该书还专门开辟《粮食统购统销三题》一章，就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历史背景、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态度、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抑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有限性做了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三、有力回击了否定党的领导及抹黑党的领导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当前，社会上、网络上，甚至学界不时充斥着一些片面抓住党工作的失误来攻击、否定党的领导或抹黑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言论。列宁曾经指出：“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2］该书承认党在“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同时分析了党犯这些错误的客观原因，也指出了党努力纠“左”的历史事实，以引导人们全面、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成就和失误。例如，该书回顾了在粮食供应最为紧张的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粮食调运的文件、批示及有关领导人的讲话多达20多次，这个事实既反映了当时粮食匮乏的严重程度，也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对人民基本生活的高度重视与极大关心。［1］（pp.80~91）该书还呈现了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农民隐瞒粮食产量的行为的开明态度，［1］（pp.157~162）尤其是他在“大跃进”时期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种种努力。［1］（pp.118~140）该书还考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为解决粮食危机殚精竭虑、多方采取措施的历史，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包产到户刚兴起时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该书在叙事表述方面，使用平实的语言来陈述历史，论述客观全面、分析中肯深刻、结论信实公正，有力地回击了否定党的领导以及抹黑党的领导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引导人们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四、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当前实际与今后任务结合起来 

　　中国粮食连年增产，但粮食安全依然存在隐患。该书重点讨论了耕地抛荒、政策漏洞、粮农收入等问题，认为最难、最根本的问题是粮农收入低而倍受打击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其实质也是分配公平与社会和谐的问题。［1］（p.262）该书最后总结了粮食工作的经验与启示：要始终把粮食问题放到关系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地位，要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和粮食政策的出发点，要在粮食生产第一位的前提下解决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问题。显而易见，现代社会的粮食问题已不仅仅是第一产业内部的课题，而是与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构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现在，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应该大力推进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共享发展成果。［1］（p.3）总之，通过回顾党领导粮食工作历史而得出的宝贵经验，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危机意识与大局观念，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把粮食工作做得更好。 

　　在充分肯定该书研究特色和研究深度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新中国成立已60多年，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粮食政策大有不同，再加上粮食工作千头万绪，涉及政治、经济、生态、气候等多个领域，该书在对党领导新中国粮食工作60年的光辉历程进行纵向概括与横向叙述时难免有遗漏或疏忽。如该书更偏重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从微观角度进行的解读略显单薄：主要阐述了中共中央在粮食工作上的种种努力，一些地方政府主动采取的粮食工作措施有待挖掘；主要回顾了不同时期国内的粮食形势及其应对措施，对同时期全世界粮食形势以及我国粮食进出口政策没有重点说明；更多论及如何提高粮食产量与科学分配粮食问题，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提出的耕地保护与环境保护相关措施，如划定基本农田保护线、治理土壤污染等，争取粮食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安全，也需要进一步梳理和加强。 

　　总体来讲，该书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与现实材料为依据，以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为主线，全面回顾了党领导粮食工作的艰辛历程，论述深刻，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 

　　［ 参 引 文 献 ］ 

　　［1］唐正芒：《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粮食工作史论（1949～2009）》，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 

　　［责任编辑：叶张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