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程中原先生《党史国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

　　程中原先生，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三十多年，洞关悉节，综核贯通，成就卓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著名专家。他不仅主编了迄今最具权威性的高校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著有《张闻天传》、《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1976—1981年的中国》、《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中国的成功之路》、《国史研究论》、《中国道路的奠基和开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每一书出，研读者争阅，或生岱顶俯瞰之畅，或有拨云破雾之功，或具振聋发聩之效，或呈顽石点头之妙。

　　《党史国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一书，是程先生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的总结之一，是党史与国史重大疑难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专著。

　　程中原先生所以能够成为国史研究的首席专家，当然是基于他德、学、才、识的卓越。然而，从先生的治学历程、研究成果来看，三十多年间，他陆续对党史国史七大疑案令人信服的成功破解（包括搜集证据、鉴别真伪、辨析关联、解释内涵等)，犹如沧海获骊珠、珠峰登极顶，从而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声望，担任了高校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第一首席专家的重要位置。由此考量，笔者认为，程先生在研究方法上的继承和创新，以及娴熟而灵活的运用，又是非常关键的。

　　关于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从儒学宗师孔子作《春秋》，到“春秋三传”，马、班《史》、《汉》，乃至乾嘉学派、近现代巨擘，前贤论述林林总总，而其中之专门性论著，如刘知几之《史通》、章学诚之《文史通义》、梁启超之《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皆赫然名作，为历史研究者之所必修。

　　在前贤的历史研究方法论著作中，对于广征博采、穷其本源、立准资料的问题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刘知几要求治史者须“博采”、“善择”，所谓“博采”，即“征求异说，采摭群言”[1]；所谓“善择”，即“博闻旧事”，“择其善者而从之”。[2]何为善者？就是真实的、正确的资料。古书向有真伪，史料不仅有真伪，而且有正误。因此，鉴别史料包括辨伪、正误两个方面。梁启超先生说：“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3]如果说，收集资料是基础，那么，辨别其真伪、考定其正误则是关键。这一步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更难、更重要。材料不真实、不准确，写出的史书不仅不能取信于当今，而且势将传讹于后世。所以，“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4]

　　由于我国古近代文献中都曾出现过伪书、伪史，所以，历代学者在辨别经史等资料之真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也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在资料的真伪正误辨识方面，更产生了以考据学为标识的乾嘉学派。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使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们所总结概括的“书证、物证、理证”辨伪正误方法，影响并服务于很多学科。

　　时至今日，这些方法对党史、国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史料史实的研究、历史复杂问题的研究等，依然是非常有用的科学方法。

　　然而，由于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属于现当代史的范畴，同古近代历史、文献研究相比，又有其差异性和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有很多疑难的复杂的问题，或当事人、知情人还活着，或资料浩繁而真伪正误杂陈、差异很大，在披沙拣金、去伪存真方面，难度更大，工作量也更大；同时，又有一些重大的绕不开的历史问题，因资料散佚、当事人作古、特殊的历史环境等因素，而令研究者彷徨瞻顾，愁苦难解。

　　程先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工作是从中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研究开始的。在张闻天研究中，程先生遇到了两大难题：在查阅1932年的党内刊物《斗争》时发现了署名“歌特”的三篇重要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在走向四次“围剿”的路上》、《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歌特”是谁？成了一大难题；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是在何时何地进行，以怎样的方式完成的？是第二大难题。为了破解这两大难题，程先生综合运用了四种方法：

　　一、人证，即口述历史、证言，包括大量回忆录、访谈录。在“歌特”是谁的研究中，访谈者就达数十人之多。

　　二、书证，即书面的、文字的证据。这是历代学者在校勘古籍、考订史料中辩伪存真、厘正讹误时常用的方法。在书证方面，程先生把各类档案资料作为最主要的内容，包括日记，书信，电报，文件，批示，讲话、谈话记录，会议记录、纪要、简报，报刊，新闻，书籍，等等，并对其真实性、可靠性、正确性，进行必要的考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破解“歌特”是谁的研究中，程先生发现文章中有一些词语的使用很独特，是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他不避繁难，对张闻天1932年发表的54篇署名文章中的用语进行计量分析，从若干词语使用频率的比较中确认，“歌特”的“个人惯用语”就是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歌特与张闻天是同一个人，歌特是张闻天的化名。

　　三、物证，即以实物来考证历史事实或文献资料。因为有些历史事件是否真实，既无法用推理的方法加以论定，又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作为佐证，如有实物资料加以论证，也同样是理想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各种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文物和其他历史实物，在历史研究中都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除了实物之外，还包括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程先生在解决第二大难题时，就曾经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作深入的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从而使这一难题的解决取得最终突破：1935年2月5日在云南扎西县（今威信）水田寨附近的高坎（或花房子），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

　　四、史证，即联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思想发展，理论观点的源流影响，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不同事件人物的比较、对照，国际国内大事的影响等。在“歌特”是谁的研究中，程先生还把“歌特”文章放到张闻天思想体系的发展演变中去考察，放到1931—1935年党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点过程中去考察，并尽可能弄清楚中央领导核心内部思想、策略以及路线上的一致与分歧，组织上的聚合与分化，从而在更深广的层次上、更有力地论证“歌特”即张闻天。程先生认为，“这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当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时需要应用的重要证据。”[5]

　　程先生的“史证法”，不仅涵括了古代学者考订史料真伪正误时所广泛采用的“理证法”，而且大量地运用“关联法”来进行“放大”、“显微”，从而最终成功地不可颠覆地破解了难题。“理证法”与“关联法”的结合所形成的“史证法”，是历史研究方法上的最新总结、最新发展。“史证法”需要研究者占有更加深广的资料，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具备更加缜密的思维，才能实现。

　　一般说来，解决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遇到的需要考证的问题，运用上面说到的人证、书证、物证和史证中的一两种方法就可以了。“遇到特殊的、疑难的问题，则需要人证、书证、物证和史证这四种方法才能解决。”[6]

　　　  在二十世纪初期，一代学术巨擘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并由此创立了“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陈寅恪先生概括“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7]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程先生借用“二重证据法”的概括，把他成功解决党史国史重大疑案的这四种方法称为“四重证据法”。“其要义是从四个方面寻找史料并进行考辨、考释，使之成为证据，得出结论或者证实结论。”[8]

　　　  “四重证据法”是程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破解张闻天研究的两大难题中概括出来的。此后，又综合运用“四重证据法”成功解决了中共党史上的五个重大疑难问题：一、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二、鲁迅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三、邓小平怎样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的？四、华国锋对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阻挠还是拖延？五、胡乔木有没有参与起草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程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早已成为“一锤定音”的结论，成为党史国史研究者的普遍共识，并被广泛采用。

　　　  宋代司马光在编修完成《资治通鉴》这一编年体历史巨著的同时，作《通鉴考异》三十卷，阐述所用史料是经过真伪正误的考证的。俗话说：“无错不成书”，尽管《资治通鉴》也还有错误和不妥之处，但其治学之严谨，史德、史学、史识、史才之超卓，后世实罕有其匹。由此也深知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多么难能而不易！

　　程中原先生善于学习借鉴前人治学心得、成功经验，并进行创新发展，成《党史国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一书，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宝库，嘉惠后学，是对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同时，从《党史国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一书中，我们也处处感受到程先生异常严谨的治学态度，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这对当下的浮躁学风，对触目可见的“注水”文章，也是一种严肃的批判。

　　作者简介：荀德麟，编审，文史研究专家，地方志专家，淮安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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