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对象，从宏观讲，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微观讲主要是人、物、事、时、地，即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物品、器物，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各种各样的制度等），各种各样的时间，各种各样的地点、地理（空间）。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还原历史真相，即求真、求准、求信。要还原历史人、物、事、时、地等的真相，就离不开辨别真假（伪），辨别准不准确，通俗地说就是“不要搞错了”，也说把人、物、事、时、地搞错了，如人名错了，物名（如书名）错了，事实错了，时间错了，地点错了，就是“硬伤”。怎样才能不“搞错”呢？除了要端正学风、端正治学态度、遵守治学原则、规范，还要讲究研究方法。

　　辨别真假（伪）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是考证，也称考据、考辨。考，考查、考校、考究，通俗地说追根寻源，查个水落石出，类似于网络搜索（“人肉搜索”）。证，证实、证伪、证明、确证，通俗地说做出鉴定结论，类似于有关部门对产品是否假冒伪劣做出鉴定结论。考证，就是通过考核有关事实，搜集、比较、归纳有关证据，运用逻辑推理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的结论。它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的基本功。在史学研究多样化、史学方法多元化的当代，“史无定法”，是自然的，但考证（考据）方法，仍被认为是古今中外共同承认的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1]。不懂考证、不会考证，一般来说就难以还原历史真相，是无法研究历史的，是研究不好历史的。

　　中国传统的考证方法，以文献证文献为主，因为研究的是古代的历史，除了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以外，其他资料很少。到了20世纪，考古的发展，古代的实物资料不断被发现，于是王国维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即文献与地下出土实物互证，把学者的视野从文献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关注出土文物、通过田野考古、调查搜集资料。稍后，吕振羽又实现了文献资料、实物资料、传说资料的“三重互证”。

　　研究中国共产党史（以下简称“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以下简称“国史”），可以说是研究“最近”的历史，可以得到的资料就更多了，比如很多当事人或其同事、家属健在，很多遗物、遗址保存着，还有大量的档案资料、报刊资料。于是程中原提出了“四重证据法”，即人证、书证、物证、史证四重互证。[2]

　　程中原由研究文学、文学史转向研究党史、国史，成为知名专家，是从考证起步的，而且他说：“几乎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3]。他通过考证，解决了很多党史、国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如他强调的“考证是解决难题写出信史的基础”[4]。他提出“四重证据法”，是他在考证方面做出成绩的经验结晶，同时说明考证在党史、国史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是极其重要的。

　　以下结合程中原及其他学者研究党史、国史的经验，具体谈谈党史、国史研究涉及哪些资料类型的考证及其价值。

　　程中原提出的“四重证据法”，人证、书证、物证、史证，其中的人证，指口述历史、证言，实际上可以视为口述资料；书证，指书面的、文字的证据，这比较广泛，可以包括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撰述资料等。物证，指实物资料、实地考察资料。史证，程中原说：“联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思想发展理论观点的源流影响，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不同事件、人物的比较、对照，国际、国内大势的影响等，这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当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时需要应用的重要证据，姑且叫做‘史证’。”[5]这实际上就是从事件、人物等的内在联系出发进行考察和推理，就是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提炼的“书证”、“物证”、“理证”三种中的理证，“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谓之理证”。[6]这与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提出的“理校”相类。

　　如果从资料方面来细分，当代考证，党史、国史的考证，涉及到的主要资料为：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撰述资料、口述资料、实物资料、调查资料，现在还可以加上网络资料。即可以进行并实现这七种资料的互证。算上理证，可以说是“八重证据法”。

　　一、档案资料

　　档案资料，中国明朝、清朝略有留存，民国时期就很多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更多了。档案资料，具有原始性，在党史、国史的研究中及考证中有很高的价值，有些问题是依靠档案资料才搞清楚的。

　　如张闻天是何时又是怎样赴莫斯科留学的，程中原是依据档案资料考出的。依据的是张闻天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于1925年11月26日填写的《旅莫中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和俞秀松（当时这一批赴莫斯科留学生的带队人之一）1926年8月2日给父母的信，指出：张闻天、俞秀松是1925年10月28日晚，从上海外滩码头乘小船到吴淞口外，登上一艘准备返回海参崴的苏联运煤船。在海上航行半个月后，船抵海参崴，当夜即坐上西行的火车，于1925年11月23日抵达莫斯科。[7]以上《旅莫中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是原苏联的档案资料，俞秀松信是私家档案资料。

　　如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很长时期没有搞清楚，只知道是1935年1月开的。邹爱国根据一些电报等档案资料，提出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开的，其最主要的依据是：1月13日中央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而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的手稿中写道：会议“经过了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8]。以后又发现了一些长征日记，也证实遵义会议是1月15日至17日开的。以上提到的周恩来电报、陈云传达遵义会议的手稿都是档案资料。

　　谢春涛曾谈到：国外有一位知名学者在其很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中，仅据《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幅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的新闻照片中没有刘少奇这一点情况，就推断刘少奇是反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的。虽不同意这一观点，但找不出反驳它的资料。后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书出版公布的一些档案资料，基本搞清了1957年2月到4月间刘少奇的大概行踪及他未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原因，找到了反驳上述观点的根据。由此可见，适当地公布档案资料在澄清谬论方面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9]。这足以说明档案资料对于党史、国史的研究及考证的重要性。

　　二、报刊资料

　　中国的报刊资料，起于晚清，民国时期越来越多，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更多了。报刊资料，其中的新闻报道、广告等，也具有原始性，在党史、国史的研究中及考证中也有很高的价值，有些问题是依靠报刊资料才搞清楚的。

　　如张闻天是何时又是怎样赴美国留学的，程中原是依据报刊资料考出的。他指出：从《少年中国》第3卷第10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学生杂志》第9卷第9号《最近出洋的学生》、1922年9月22日上海《时报》刊载的《太平洋上月出口船舶》以及8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张闻天的诗《别》可知，张闻天是1922年8月20日从上海乘“南京号”远洋轮前往美国旧金山的。[10]

　　《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第二版编辑时采用了一些报刊资料，纠正了第一版一些讹误。例如《毛选》第一版《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题下原署“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第二版将“二十日”订正为“十二日”。因为据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和十九日《红色中华》刊载的消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十二日”开幕时作了这个报告，十六日这个报告载于《红色中华》第一○二期[11]。

　　又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9.9》记：2000年1月24日，“……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在京举行……”[12]《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编年史》记：2000年1月19日至22日，“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在北京举行……”[13]查《人民日报》2000年1月24日第一版刊登《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不失时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在京召开……》：“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英、新华社记者鹿永建）1月19日至22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京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14]可见《中国共产党编年史》记载正确，《中国共产党历大事记》记载有误，把报纸发表的日期作为会议日期了。

　　三、撰述资料

　　撰述资料主要指在搜集、整理、研究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编写的论著，如扩展一点，也可指搜集、整理、编辑原始资料而成的资料书（这些资料书也可称“传抄资料”）。撰述资料，如果依据的资料是原始的、真实的、准确的，那么它在党史、国史的研究中及考证中也是很有价值的。

　　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9.9》记：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5]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编年史》将此事系于1947年3月26日[16]。枣林沟村政治局会议究竟在何时开的？此类事在当时是绝密，报刊没有报道，相关的档案又不公开，那就不妨查其他相关的著作。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7年3月26日，无记，1947年3月28日记：“次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北面石咀驿附近的枣林子沟”。1947年3月29日晚－30日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17]这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所记是正确的，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所记有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是撰述资料，它的编撰依据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没有注明出处是一个缺陷），资料价值极高。

　　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记：“到1928年1月14日止，仅海丰县即烧毁地主田契47118张，租簿58027本。”[18]未注明出处。郭德宏《彭湃研究》记：“至1928年1月14日止，仅海丰一县就焚烧土地契约47.1188万张，焚烧租簿5.8027万本”。加注：“《中共海丰县委关于各种工作的统计给省委报告》（1928年1月），中共海丰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海陆丰革命史料》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页”。[19]一说焚烧田契47.1188万张，一说焚烧田契47118张，孰是孰非？查《海陆丰革命史料》第2辑第219页，《彭湃研究》所说焚烧田契47.1188万张是正确的，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说焚烧田契47118张说是错误的。《海陆丰革命史料》是整理、加工、编辑的史料书，是传抄资料，也是撰述资料。

　　《毛选》第二版编辑时采用了一些撰述资料，纠正了第一版一些讹误。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第一版有一句说第一次反“围剿”，“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此文1937年5月的油印本及1941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单行本均同此义。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说，第一次反“围剿”，第一仗是1930年12月30日龙冈战斗，第二仗是1931年1月3日东韶战斗。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的《战史》，谈第一次“围剿”的起讫日期，也说是1 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东方杂志》当时记载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及其失败，也是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于是《毛选》第二版将“（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改为“（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20]。以上的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及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战史》，都是撰述资料。《东方杂志》的《时事日志》记载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及其失败，这可以是报刊资料。但《时事日志》对时事是经过加工、编辑的，又可以是撰述资料。

　　四、口述资料

　　口述资料，即人证。当事人讲述当时事，也具有原始性、可信性，如司法审判中的证人证言。口述资料，往往可补档案资料、报刊资料之不足，在党史、国史的研究中及考证中也有很高的价值，有些问题是依靠口述资料才搞清楚的。

　　程中原考证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主要就是用口述资料，人证。用了周恩来的讲述、邓小平的讲述、杨尚昆的讲述、刘英的讲述及张闻天《反省笔记》、彭德怀自传、伍修全回忆、黄克诚回忆等，都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21]。周恩来等人的讲话，可以视为口述资料；自传、回忆录也有口述资料的性质，这些资料都是人证资料。

　　又如《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长期以来署名“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直到1986年当年参加过该书编写的莫文骅写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回忆文章，才说清楚了此书是在张闻天主持下编写的，是在张闻天的思想指导下写成的。这是该书为张闻天主持编写的有力人证。所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再版此书，便署“张闻天编著”，并附录了莫文骅的文章。

　　五、实物资料

　　实物资料是一种原始的客观存在，有最强的证据性，如司法审判中的物证有极强的证据性一样。实物资料的价值一般在文献资料之上，在党史、国史的研究中及考证中有极高的价值，有些问题是依靠实物资料才搞清楚的。

　　程中原考证张闻天的生日，就用到了实物资料。他谈到：张闻天的生日是1900年农历八月初六，这一年是闰八月。这个八月初六是前八月还是后八月呢？谁也说不清楚。老人说，张闻天出生前一个月，其父将住房翻修了一次。翻修后，厅堂北墙中间的隔扇上刻有四首唐宋人的诗，落款为：“庚子巧秋中浣柱唐张国栋涂。”“庚子巧秋中浣”，即1900年农历七月中旬。张宅翻修完成的时间是1900年农历七月中旬，一个月后张闻天出生，当在前八月初六，公历为1900年8月30日[22]。以上“老人说……”是口述资料，“隔扇”上刻的字是实物资料，两种资料结合起来，考出了证张闻天的生日。

　　《毛选》第二版编辑时，也用了实物资料纠正了第一版的错误。如，《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选》第一版提到“黄伯韬兵团”，而有很多文献“黄伯韬”作“黄百韬”。后发现淮海战役中黄毙命后，在战场上收缴到的黄的军装上佩戴的胸章，胸章上写“黄百韬，5941，三十七年度用，戡字第一号”。这胸章自然是黄姓名的有力证据。另，1948年11月29日《申报》刊载的该报特邀记者写的《徐州会战第一回合》中有“黄百韬将军为本记者题字”，该报影印的黄的题字手迹，落款为“黄百韬，三七、三、七”。题字手迹，也是一种实物，影印在报纸上，成为报刊资料。这也是黄姓名的有力证据。于是《毛选》第二版将“黄伯韬”改为“黄百韬”。此外，《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的两处“黄伯韬”也改为“黄百韬”。

　　又如程中原考证胡乔木参与起草了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一是用人证，用胡乔木的秘书朱佳木的工作日记及讲述，二是用档案中保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的多次修改稿，其上都有胡乔木的亲笔修改、批注等[23]。这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的多次修改稿，既是档案资料，又是实物资料，是胡乔木参与起草了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的物证。

　　六、调查资料

　　实地调查的资料，与实物资料不完全相同，它可以是实物资料，也可以是一般的地理调查资料、口述资料等，它也具有原始性，在党史、国史的研究中及考证中也有很高的价值，应特别提出加以重视。

　　《毛选》第二版编辑时就采用了调查资料，纠正了第一版不少讹误。如《毛选》第一版《井冈山的斗争》中有一句：“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八十里”。这里的“八十里”，不少本子作“百八十里”。1940年代的《毛选》，只有晋冀鲁豫本作“八十里”。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毛选》第一版以晋冀鲁豫本作底本，所以也作“八十里”。究竟是多少里？于是实地考查，结论是 180里。第二版遂将“八十里”，改为“百八十里”。

　　《毛选》第一版《井冈山的斗争》还有“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等句。而其他本子均是“茶油”，不是“茶、油”。孰是孰非？于是询问当地人，说应是“茶油”。当地虽产茶叶，但不是主要出口产品，不能与大米、木材相提并论，只有茶油可以与大米、木材并提。第二版遂将“茶、油”，改为“茶油”。

　　《毛选》第一版《井冈山的斗争》还有“在永新有……西乡的小西江区”句。这篇文章最早的湖南抄本原文为“西乡小江西一区”，《六大以来》误植为“西乡小西江一区”，各排印本同误。毛泽东在编辑《毛选》第一卷时，在“西乡”后边加上“的”字，删去“小西江”后的“一”字，成为“西乡的小西江区”。最早的江西抄本为“西乡小江西区”，同湖南抄本原文相近。可是，这篇文章的另一处提到“永新之小江区”。一些其他文献资料，也说永新县有“小江区”。例如，《井冈山土地法》中说，“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多处提到“小江区”，其中有两处，指明“小江区”在永新西乡；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给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信中，有两处提到“永新小江区”。于是询问永新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人，答复是“小西江区”和“小江西区”均误，应是“小江区”。第二版遂将“在永新有……西乡的小西江区”订正为“在永新有……西乡的小江区”。以上，一方面用文献证文献，用撰述资料证撰述资料，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询问了当地人，即调查资料起了决定性作用。

　　以上依据的实地调查资料，并非完全是实物资料，称之为“实物资料”不合理，称之为“实地调查资料”较妥当。

　　七、网络资料

　　21世纪以来，世界、社会已快速进入大数据时代、“e”资料时代。2000年，数字存储信息仍只占全球数据量的四分之一。2007年，人类约存储了超过300 EB数据，只有7%是存储在报纸、书籍、图片等媒介上的模拟数据，其余均为数字数据。到2013年，世界上存储的数据估计达到约1.2 ZB，其中非数字数据只占不到2%（按：1ZB=1024EB；1EB=1024PB；1PB=1024TB；1TB=1024GB；1GB=1024MB；1MB=1024KB；1KB=1024B）。[24]

　　随着资料数字化的发展，史学研究数字化日益发展。黄一农提出“e”考据时代即利用网络、网络资料进行历史考据的时代已来临。他的著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便是他多年搜集“e”文本，进行“e”考据的成果。

　　如果党史、国史的资料全面数字化、数据库化，如果所有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收藏的资料都数字化、数据库化，所有的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撰述资料、口述资料、调查资料等都实现数字化、数据库化，将极大地便利党史、国史研究，极大地推动党史、国史研究全面化、深入化。

　　八、理证

　　在没有其他资料的情况下，有充足的理由，有充分的说服力，也可以成为考证的一种间接的资料依据。理证，没有直接的资料证据，但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凭空推断、武断下定论，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相关的资料基础上，这些相关的资料可视为间接资料。

　　理证，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存在，在党史、国史的研究中也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党史、国史尽管是“最近的历史”，但并不是所有的人、事等的考证都能找到直接相关的档案资料、实物资料、口述资料的。合理的科学的理证，在党史、国史的研究中及考证中也有很高的价值。

　　程中原考证“歌特”是张闻天的化名，就是用理证。程中原在1932年的《斗争》上发现了三篇署名“歌特”的文章，请教了很多老同志，不知道“歌特”是谁，这三篇文章的手稿也无法找到，人证、物证没有，只有研究一下，这三篇文章像谁的文章。先从这三篇文章的内容和口吻，概括出作者必须同时具备一个条件：1、是党内负责同志。2、有较高的文艺素养而又熟悉当时的文坛情况。3、主管或指导宣传鼓动工作。4、了解全国各根据地的情况和反“围剿”斗争的全局。5、当时在上海。符合这五个条件的只有张闻天。接着，研究了这三篇文章的风格，主要特点是：周到绵密，平和稳健，圆熟流畅中略带西化。这是张闻天文章的风格。然后，又研究了文章的惯用语。对已知的张闻天1932年发表的54篇文章的用语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张闻天习惯用“虽是”而不用“虽然”；习惯用“如若”而不用“如果”，而“歌特”三篇文章的习惯用语也一样。最后，又研究了“歌特”三篇文章的思想观点，确认文章的思想观点是张闻天的思想观点。这样就确认“歌特”是张闻天的化名。[25]以上这些多方面的理由，是能够成立的，是能够成为考证的依据的。

　　又如毛泽东给钟学坤、孙艳、周世钊的三封信均署“十二月廿九日”，而未署年份。齐得平认为这三封信手迹相同，用的纸张相同，应是同年同日所写。都是1959年12月29日所写。这亦是一种理证（详见《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毛泽东三封书信写作年份考》）。

　　还应该提醒的是，以上提到的各种资料一方面是有价值的，但另一方面，以上各种资料的真伪的辨别仍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