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正确的方向就是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是，对于这一点，人们的认识并非一致。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必须纠正否定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若干片面认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盛行，私有化的浪潮也席卷了全球，这一潮流在国内也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影响，导致了一些片面观点的流行。

（一）有人认为，公有制产权不清，无人负责，效率低下。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私有化备受吹捧和神化，被看作是解决所有经济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掀起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然而，私有化在全球实践的结果却是：成功的经验不多失败的教训不少。原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经济的持续衰退、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和当前这场愈演愈烈、百年不遇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私有化神话的光芒黯然失色。危机证明，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必然导致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私人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贪婪本性的恶性膨胀与现代信息技术和金融全球化的结合，具有极大的掠夺性、投机性和破坏性。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制度创新，中国的国有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明显提高。目前，我国的许多国有企业在生产规模、科技创新、全员工效、安全指标和发展速度等主要技术指标上不仅在国内一流，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事实证明，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高效率的管理体制，国有经济效率低下的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评价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微观的财务指标，还必须看到国有企业在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宏观调控、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战略、推动自主创新以及实现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国有企业的效率也需要从宏观的动态的视角加以考察。国有企业效率所具有的这种宏观意义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二）有人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只有彻底的私有化或“民营化”，才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观点完全是偏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包括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等多种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自主的市场交换关系。即使在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财产权、人力资本和经营权益上的明显差别，因而也还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发生联系，受市场机制的调节。经过30多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的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纳入了市场调节的轨道，具有了独立的财产权和经济利益，广泛参与到了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大潮流中，企业的管理体制日益完善，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获得了很大发展，在各行各业中都出现了许多效益好、活力足的优秀的国有企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这种有机结合，一方面有效地利用了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等优点，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有效地发挥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有利于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结合起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有人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会造成垄断，不利于市场竞争。上述观点把反垄断与私有化混为了一谈。事实上，垄断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状态，与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当今世界，私有企业的垄断要比国有企业的垄断多得多。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后，垄断就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强。在市场经济中，某些行业中的某些企业由于在技术上的优势、对稀缺资源的占有、规模经济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从而在生产、交换和价格的形成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就会形成垄断地位。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中都会存在，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进程。在这些垄断性部门，主要是由于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私有制企业能更好地体现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战略。对于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我们要通过反垄断法以及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对其行为加以控制，防止其利用垄断地位对社会的利益造成损害并适当引入竞争以提高效率。但是，不能把反垄断与私有化混为一谈，垄断与公有制，反垄断与私有化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不能以反垄断之名行私有化之实。实际上，与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当前我国市场结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所谓的垄断，而是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产业组织结构分散，国际竞争力低下，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最新公布的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我国入围的企业与世界同行业领先企业的差距仍然较大：石油石化行业中，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三家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合计尚不及壳牌石油公司一家；电信行业中，中国移动的营业收入仅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半；航运业中，中国远洋的营业收入约为马士基的40%；航空设备制造业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营业收入仅为美国波音公司的三分之一；矿业中，中国铝业的年营业收入仅为必和必拓的30%；钢铁行业中，宝钢的营业收入不足安赛乐米塔尔公司的三成；汽车业中，“上汽”与“一汽”的营业收入总和还不到丰田汽车的四分之一。而在标志一国工业技术能力的装备制造业中我国尚无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中央三大电气集团的营业额仅为美国通用电气的2.5%左右，约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4.40/0。因此，一些关键性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和国有企业规模的扩大，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选择。一些学者对早已经形成了100多年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跨国垄断资本日益加强的统治避而不谈、视而不见，对中国的所谓的“国有企业垄断”却大加鞭挞、横加指责，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的态度令人费解。

（四）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会挤压私人企业的空间，导致国进民退，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把国有经济的发展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恰当地对立起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是中国经济模式和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要素。不同的所有制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相对优势，需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是通过对其他所有制实行外在的行政强制而确立，而是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中形成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8年工业部门中非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企业）占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95%，产值比重71.66%．资产比重为56.62%，利润总额比重为70.34%，就业人数比重为79.70%。积极鼓励、引导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鼓励就业、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正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我们在当前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有条件实施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大力度的结构调整和大范围的社会保障，自觉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使我们保持了在资源、能源、交通、通讯、新技术、金融等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支撑国民经济的运行；使我们能够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以及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和重大风险的能力，保障国家的安全；也使我们能够建立比较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国有经济的上述作用，推动了中国经济从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迅速复苏，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显然，离开了国有经济的这种主导作用而单纯依靠非国有经济自身的努力，中国经济是不可能迅速走出危机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制约。一些学者不顾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的基本事实，无视国有经济在应对危机中的巨大作用，大肆抄作所谓“国进民退”的危险，这不仅是不符合事实的问题，而且在认识上是有害的。

（五）有人认为，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这种观点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200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这些领域国有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优化，一些重要骨干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同时，国有经济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的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这些领域国有资本比重下降，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带动力增强。因此，虽然垄断行业是国有企业分布比较集中的领域，但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的范围并不是以垄断或竞争为依据的，而是以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需要为依据的。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发展壮大。如果说国有企业只能存在于非竞争领域，如果国有企业都要退出竞争领域，这就等于说，国有经济根本不应当存在，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就失去了客观基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了一句空话。更何况在现实经济中，国有企业有垄断性的，也有竞争性的，更多的是垄断性与竞争性并存，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国有资本同样需要不断保值和增值，能够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中不断循环，并在循环中创造价值，为其所有者带来利润。如果国有企业在所谓竞争性领域有着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和良好效益，在市场竞争中得到了发展壮大，表现出了自己的效率和优势，我们凭什么要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强迫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领域呢？我们如何能够形成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样一个目标呢？

（六）有人认为，解决市场失灵可以采取许多措施，如法律手段、财政手段、金融手段和市场规制等，并不一定非要建立国有经济。这种认识是不充分不全面的。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主要是一个微观概念，指的是垄断、外部性、公共品、信息失灵等情况下市场调节出现的局部性功能障碍，从市场失灵出发只能把国有经济的功能归结为市场机制的补充，为市场机制拾遗补缺，而不可能赋予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宏观意义，也不能说明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下国有经济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功能。实际上，市场机制的主要缺陷除了微观局部性失灵外，更重要在于它无法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的动态的平衡，因而，需要社会从整体上进行有计划的调节。而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固然可以通过对非国有经济的干预来加以实现，但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产权结构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因而，对于非国有经济的过多干预既要受产权制度的限制，同时也会破坏市场的有效运行，降低企业的效率。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最有效的手段离不开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直接调节，保持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国有经济就是实现这种直接调节的经济基础。同时，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而制定的经济发展的结构、方向和比例关系与市场自发形成的结构、方向和比例关系往往是不一致的，因此，国家的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在许多方面必然具有超越市场的性质，具有明确的长期导向的作用，因而不能仅仅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短期的需求政策来加以实现，而更多需要依靠供给性政策、结构性政策和政府的直接调节，而这些政策手段只有在存在国有企业时才能加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