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着重概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和对美方针。有声有色地处理中美之间发生的人权、安全、产权、主权(台湾)等方面的障碍和冲突，坚决果断地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中出现的几次严重危机，把中美关系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为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作出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炸馆事件；撞机事件；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6-0056-09

　　1989年6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面对国际风云变幻，表现出坚定、稳重和自信，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把中美关系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为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1989年“六，四事件”严重地冲击了中美关系，两国关系陷入一场突发的危机。面对危机，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和帮助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与美方一起努力挽救濒临破裂的中美关系。

　　为了处理危机，改善关系，尼克松和基辛格先后访华。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继6月访华后，12月9日再次来到北京，受到邓小平的破例接见，江泽民也在当天接见了美国特使，发表了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关于中美关系的第一篇谈话。江泽民的谈话显示了对中美关系的积极态度和乐观精神，讲话全面分析了中美之间的共同点和分歧点，指出“发展中美关系要向前看”。他说：“在这个不断变化动荡的世界上，中美两国应该也可以找到很多共同利益和共同点。我们相信，只要双方都向前看，真诚地从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然而，“六，四事件”后，中美关系的修复过程是缓慢的，而且困难重重。从最惠国待遇到人权，从贸易逆差到知识产权，从地区安全到核不扩散，从西藏问题到台湾问题。双方摩擦接连不断。这一情况基本上持续到l992年美国大选。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又经历了一番起伏波折，人权、台湾、贸易、安全等问题仍然困扰着两国关系。但是，由“六，四事件”引发的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得到一定的缓解。这一变化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务实的对美政策有关，即“既斗争又接触，既冲突又合作；斗争而不破裂。冲突而不对抗”。

　　2月23日，江泽民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朱克曼一行的采访。江泽民说，发展中美关系一要有长远眼光，两国不论在双方关系方面，还是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方面都有着广泛而重大的共同利益：二要妥善处理分歧，求同存异，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不要让分歧来妨碍和损害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中国一贯重视中美关系，我们愿在三个公报的基础上，同克林顿领导的美国新政府一起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作出努力。

　　5月21日，江泽民接受美国有线电视公司北京分社社长齐迈可的采访。当被问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时，江泽民说：你提这个问题，不禁使我回忆起21年前，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访华，一抵机场，他就申明，他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来。看来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总是要考虑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中美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双方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否则就不会有双方20多年关系的发展。今天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但中美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发展经济贸易和其它方面的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对于双方存在的分歧。我想可以通过对话解决，解决不了也可以求同存异。在这里，我愿意重申：我们希望与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7月12日。江泽民在驻外使节会议上作《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对美工作的原则和方针。他指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美国仍是我们外交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互有需要、进行合作的一面。……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他强调：“如何同美国打交道，是我们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简要地说，既要有斗争也要有妥协，既要有斗争的勇气也要有斗争的艺术，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把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作为首要目标。当前，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显示了_定程度的灵活性，并对改善中美关系做出了一些积极姿态。我们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多做工作，争取中美关系尽早走向稳定，并不断有所改善和发展。”

　　接着，遵循邓小平的对美战略思想，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江泽民又择机正式提出了对美l6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l993年里，他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出和重申了这一方针。这l6字方针不仅在当时起了恢复改善稳定中美关系的作用，而且在以后很长时期内一直是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思想。

　　1993年下半年，在一系列高层互访的情况下，两国关系出现了转机。江泽民主席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出席11月下旬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实现了中美首脑正式会晤。

　　11月19日。江泽民与克林顿在西雅图的雷尼尔俱乐部举行正式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的首次晤谈，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江泽民用了l5分钟时间以“独自”的形式给克林顿“上课”，教育他不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性。江泽民谈了新世界多极化后，还对克林顿讲了世界多样化问题。他说，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社会发展经历各异，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各国人民根据他们各自的国性，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是合情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世界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好事，不是坏事。各国之间，各种文明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克林顿当即表示，江泽民主席关于世界多样性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

　　20日，江泽民在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与克林顿的会晤“谈得很好，气氛是友好的，态度是坦诚的，会晤是建设性的”；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其意义不限于双边，处理中美关系应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关于中美之间的分歧，双方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解决，而不应该采取强加于人的作法。江泽民指出，中美首脑会晤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会晤增进了相互了解，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1994年，中美关系继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恢复和发展。5月26日，克林顿发布“总统行政命令”，宣布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提议将此与人权问题脱钩。他还表示与中国扩大交往、扩大贸易、扩大在国际上的合作。携手建立一个长期的战略关系。至此，从“不可谈判”到“可谈判”，从“挂钩”到“脱钩”，经历了近五年折腾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经贸、军售三挂钩问题终于划上了句号。当然，“三脱钩”不等于“三解决”，中美在人权、经贸、军售、港台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但是，从“三挂钩”到“三脱钩”无疑是一个进展，有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11月14日，在出席于印尼雅加达召开的APEC会议前夕，江泽民和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这是继1993年11月西雅图会晤之后两国首脑之间的第二次重要会晤。江泽民在会晤时指出，中美之间应该并完全可能建立建设性的新型关系。他提出了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双方共同确立指导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第一，双方都着眼于世界大局和21世纪，从更广泛的范围和长远的观点处理中美关系。第二，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和选择，摆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以友好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第三，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全面发展。第四，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磋商与合作，在解决世界热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及环保、缉毒、恐怖主义、走私等社会问题上开展协作。第五，增进相互间的来往和交流，特别是高层互访和接触。江泽民还说：“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搞好了，我们就能为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关系搞僵了，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克林顿表示同意江泽民的看法。双方都表示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成为互利合作的良好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