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但是农民们却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也会夭折。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一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曾经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邓小平一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早在1962年，他在谈到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就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70年代中期，他刚恢复工作不久，就强调要首先抓好农业，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1975年7月，邓小平在同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谈话时说，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他要求各级党委管农业的班子，注意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1975年9月，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时说：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当年，他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还提出：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农业仍在“左”的影响下徘徊。由于政策不对头，我国农业生产的状况还很困难，甚至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面对这种严重局面，邓小平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再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他认为，第一，中国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农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有着特殊地位，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第二，农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反复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第三，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

　　二、号召全党解放思想，为农村改革的启动创造了宽松的政治氛围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把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放在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的首位。从1977年冬开始，他就“到处点火”，首先点燃的就是农村改革。主要体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当时全国农村仍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然而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时却说：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它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邓小平连用了几个“不能学”，对人们震动很大。这几个问题一直是困扰地方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的主要问题，也是影响农民积极性、阻碍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邓小平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一直不敢说的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1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开动脑筋，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对在全国悄然兴起的农村改革是在以下三个万回：

　　一是放宽农村政策。1977年11月，他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特别谈到了农村政策问题。他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要清理一下。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三个月后，他在途经四川时，又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谈道：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好，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二是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l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他号召全党解放思想，突破禁区。这就为农村改革创造了宽松的政治氛围。邓小平说：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个极大的鼓舞。

　　三是默许包产到户。邓小平关于调整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特别是解放思想这篇讲话，对农村改革影响很大。在这前后，一些农村中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调整农业政策的办法。广东一些地方开始试行包产到户，四川一些地方试行包产到组，安徽的一些农民甚至搞起了包干到户。对各地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的自觉行动，有些人担心会瓦解集体经济的所有制基础，表示强烈反对；有些人则坚持可以试验。邓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以及地方上的一些领导同志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就为包产到户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