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与时代的呼吸相应和、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行的。研究其历史进程,有助于从文艺这一最为敏感、最富创造力的领域加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认识和理解。

　　一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历史新篇章的序幕。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文艺，率先发出胜利的欢呼，开始愤怒的声讨。郭沫若的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贺敬之的诗《中国的十月》，唱出了时代的强音，传诵神州大地。《枫叶红了的时候》这部无情嘲讽“四人帮”的喜剧第一个出现在话剧舞台，歌颂“四•五”英雄浩然正气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更引起全国轰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制造了舆论。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杂文、电影、相声、漫画……，各种文艺样式都涌现出优秀作品。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火光。”（1925年）。文艺走到了时代的前沿，发挥着团结人民、引领人民奋勇前进的作用。

　　与新作迭出的同时，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作品开始重见天日。１９７７年２月，优秀戏剧如《洪湖赤卫队》、《豹子湾的战斗》、《南海长城》、《八一风暴》、《朝阳沟》、《小刀会》、《蝶恋花》等重新上演，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总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长的时间里，文艺工作者久被压抑的创作冲动奔涌出来了。社会主义的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的创作逐步恢复并走向繁荣。粉碎“四人帮”后的文学潮流，应该说是对１９７６年清明时节的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发展，它呼唤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

　　二

　　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等老革命家于９月相继发表文章倡导实事求是。胡耀邦提出“两个不管”[1]，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复出后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决策的实施和《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在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单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而且全国各行各业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都结合自身的情况掀起了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热潮。在文艺领域就是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还在此文发表之前，文化部党组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贺敬之、冯牧获悉中央领导同志１０月５日关于推倒教育方面“两个估计”的谈话，即于当月以文化部理论组名义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拉开了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序幕。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１日，《人民日报》邀请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谢冰心和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等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１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座谈会的报道，同时登载茅盾、刘白羽等同志的发言。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理论支柱；“文艺黑线专政”论完全歪曲文化大革命前文艺战线的实际，篡改文艺战线的斗争历史，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四人帮”对文艺队伍的诬蔑和诽谤必须推倒；只有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沉重的精神枷锁，肃清它的流毒，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真正得到贯彻。《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十多年来，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成为沉重的精神枷锁，压得广大文艺工作者透不过气来。最近党中央领导我们揭穿了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的阴谋，也揭穿了文艺战线‘黑线专政’论的阴谋。广大文艺工作者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决心同其他各条战线的同志们一起，彻底查清‘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全部阴谋，坚决砸碎这个强加给文艺界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精神枷锁，深入揭批‘四人帮’，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

　　这个座谈会召开后不久，《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召开驻京部队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揭露江青勾结林彪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发言者列举大量事实，揭发、批判“四人帮”对建国以来革命文艺史的严重歪曲。就以江青在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时点名攻击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来说，从１９５５年拍摄第一部故事影片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一共摄制了６９部故事片，在银幕上塑造了许多工农兵英雄形象，其主流是革命的、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2]

　　１２月２８日至３１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举行“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包括被诬蔑为其代表性论点的所谓“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参加座谈会的有140多人。夏衍、茅盾、林默涵等20多人发言。３１日会上宣读了卧病中的郭沫若的书面发言。周扬在３０日作长篇发言。这是周扬沉寂11年后第一次在文艺界公开露面。

　　周扬讲了三个问题：一、怎样评价三十年代文艺；二、怎样正确评价１７年的文艺；三、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坏文化？涉及“又长又粗的文艺黑线”到底是否存在，以及１７年文艺工作是否成绩是主要的。这些问题是文艺领域拨乱反正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周扬作了深入的分析，充分说理的批判。

　　关于如何正确评价三十年代文艺的问题，周扬说：毛主席、鲁迅都有很高的估价。毛主席指出，当时是两个“深入”：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在革命中，文艺是个重要的阵线。鲁迅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运动，是唯一的运动，而国民党对当时的文艺只有压迫和屠杀。无产阶级的文艺是用烈士的血写成的。江青说三十年代文艺不好，那么，敌人为什么仇恨呢？不是证明“四人帮”同国民党的看法完全一样吗？三十年代文艺的成就无论如何不能抹杀。三十年代有一批革命作家，他们坚信共产主义。其中有的同志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有的直到现在还是文学革命的骨干力量。

　　关于怎样正确估价１７年的文艺，周扬说：建国以后，毛主席非常重视文艺，亲自领导过问文艺工作和文艺斗争。毛主席对17年的文艺的评价，主要是肯定的。周总理对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路线，花了很多的心血，给予很多的关怀。怎么能说是“黑线专政”呢？而且１７年中有很多好作品，即使是江青夸耀的8个样板戏，也是属于１７年的。

　　周扬在讲到“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灭文化”时说：“四人帮”搞的是文化专制主义，搞的是阴谋文艺，他们不但要毁灭无产阶级文化，而且要毁灭古今中外一切进步的文化。“四人帮”唯一的创造，就是一个“三突出”。“三突出”是林彪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史观，是极端个人主义、公式化概念化在创作上的混合物，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 

　　１９７７年12月底召开这次座谈会的时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没有进行，思想禁锢还相当严重，这次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周扬的这篇发言，虽不免受到时代的局限，但总的说来，对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对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

　　1９７７年１２月底，毛泽东关于形象思维的一封信的发表，对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这封信是毛泽东于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写给陈毅的。由为陈毅改诗，而谈到 “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作用。毛泽东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还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3]六十年代，文艺界一些人，曾提出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的问题，后来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则进一步强化理性，只承认抽象思维的作用，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泛滥成灾。形象思维问题更无人涉足。此信的公开发表，立即在国内引起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讨论。毛泽东明确肯定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作用，大大解放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有人评论说，信的发表，“不仅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于肃清帮八股的流毒，对于各行各业探讨和掌握本部门业务的特殊规律，对于包括理论研究的学风的改造，都将产生巨大的作用。”[4]

　　1978年1月上旬，北京图书馆开放了一批“文革”的禁书。4月，文化部召开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为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