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冬季节，各省、市、自治区曾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人民公社发展情况的调查，调查的情况由新华社汇集后以内部参考资料的形式编辑成两大本《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汇编》，于1960年5月下发各级党委作为指导人民公社工作的参鉴。
　　50年后，重新翻阅这些材料，深深感到，这样一次全国规模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显然有着巨大的差距。出现如此令人困惑的情况，原因何在呢？
　　《汇编》包括了27个省市区的172篇调查报告，试以安徽和河南两省为例来看看这次调查的内容。《汇编》中具体介绍了安徽省14个人民公社、河南省11个人民公社的典型材料，数量分别居各省市区的第一和第三位（第二位是四川的13个）。安徽的14个公社分布在皖北的涡阳、宿县、萧县、阜阳，大别山区的金寨、岳西，长江沿岸的南陵、当涂、望江、巢县，皖中部的来安、定远、桐城、寿县。河南的11个公社分布在豫西的灵宝，豫东的商丘、民权，豫北的嵩县、新乡，豫南的鲁山、郏县，豫中的郑州、长葛。从地域上看遍及全省各个不同区域，具有代表性。但从反映的内容看却是另一回事：《吃甘蔗节节甜，上楼梯步步高》、《十万人的大公社》、《高山飞出金凤凰》、《黄泥岗上喜收双季稻》、《谁说澎河水不能倒流》、《红光万丈照白河》、《公社花开幸福来》、《人民公社力能回天》等，全部是歌颂和赞扬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大大改善了群众生活方面的。
　　这些调查材料，即使记述的都是真的，也是个别的现象，而不是当时人民公社的普遍的情况。在1959年底的安徽和河南，农村比较普遍的实际面貌是什么样呢？安徽省的情况是：1959年全省农业总产值23.06亿元，下降到1952年的水平。粮食总产量700万吨，比1958年减产185万吨。而当年征购量为350万吨，全省农村人均口粮只剩下100公斤，到1959年底，物资供应日益紧张，人民生活的困难局面表现得很明显。河南的情况也差不多，1959年河南全省农业总产值只有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了8.9％。全年粮食产量为974.5万吨，比1958年减产290万吨，已经低于1951年的产量。棉花减产1861.5万公斤，下降了7.9％。大牲口减少了35.4万头，下降到了1949年的水平。河南信阳专区下属的18个县市中，有15个县市从1959年10月就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事件。这两个省份是这样，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同样不乐观。据后来的统计，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棉花减产13.2％，油料减产14％。粮棉油全面大幅减产导致了全国供应的失衡和人民生活的困难。这些困难在1959年的第四季度已经表现得比较突出。但这样的真实情况，在172篇调查报告里却看不到。
　　为什么27个省市区的100多个调研组都忽视、回避了实际上普遍存在的困难局面呢？根子在于，这是一次不实事求是、不正确的调查。

　　毛泽东在1930年5月撰写的《调查工作》（后来改题目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1年4月，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里发展了这个思想，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959年秋冬之际的这场调查活动，尽管规模大、范围广，看起来热热闹闹，但恰恰是一个不正确调查的标本。
　　这次调查中的态度是昂首望天，而不是眼睛向下。调查组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在调查中体现上级部门的意图，论证上级部门的既定判断，而不是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反映群众的真实意愿和要求。所有报告在结论上都与“发展、健全、巩固”这个主题高度一致。如果与此后不久刘少奇在湖南宁乡的调研、陈云在上海青浦的调研相比较，更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这种昂首望天、不察实情的态度是调查工作的大忌。以这样的调查材料作为了解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的依据，势必会南辕北辙。
　　调查对象的选择存在人为的偏颇之处。中国有几万个人民公社，其中必然有好的、有一般的、有差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从中选取不同的标本，才能全面反映全国的真实的情况。只选好的，不选一般的和差的，得出的结论自然同实际有巨大的落差。即使在搞得好的地方，也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找各种对象都谈谈，而不能只听好的，对于其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却不闻不问。毛泽东1930年在江西寻乌做调查时，选取的对象包括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贫农和中农、开过赌场的穷秀才、做过商会会长的杂货店主、在知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破落地主等等，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寻乌农村的各个社会阶层，这样调查得到的材料才是比较真实的，据此得出的结论才是比较可靠的。
　　这次调查活动在方法上也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抓住当时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曾经提出：调查研究要“详尽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没有发言权。”从1959年秋冬的形势来说，人民公社作为我国农村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组织形式，在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后究竟是否适合当时农村发展的实际，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问题，是中央急需掌握的。因此调查的要点应放在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上。成绩和经验需要总结，问题和不足更需要总结。因为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会带来严重后果。
　　1959年秋冬之际的这次调查形成的材料和得出的结论，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央决策产生了一定的误导作用，拖延了解决“大跃进”问题的时机，使党、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到1961年春天，问题已经暴露得非常严重时，不得不进行全国全面的调查研究补课。这年3月23日，党中央就认真进行调查工作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指出：近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根本上是由于很多领导人员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信中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调查中应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是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说明，作任何决策，必须提倡认认真真地“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否则，以“不正确的调查研究”结论为依据而作出的决策，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因其经过调查预设了立场和观点，实际上是以事先已有的主观认识框框去套客观实际。这次调查活动的缘起，是八届八中全会对“右倾”的批判，全会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站稳立场，划清思想界限”。全会认为，人民公社是“几亿农民的伟大社会运动，是农业生产大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发展、农民要求协作的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迅速地走上了健全的、巩固的道路”。整个调查活动是从这样一个预设的、既定的政治判断出发，到现实中去找证据的过程，对于不符合这个判断的实际现象，自然就会忽视，甚至会加以曲解和美化。
　　调研而不容易引人怀疑，使得存在的问题更难及时发现，从而造成严重后果。1959年秋冬的这次调查活动所提供的教训，今天回想起来仍令人掩卷深思。
　　〔作者王均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