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29日，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这段寓意深刻的话，在当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待兴，但“文革”遗留下来的开长会，讲空话、套话、长话风气却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引起人们的反感。陈云曾经气愤地说“开会不要开死人”。1980年1月，胡乔木也给邓小平写信，希望他能在中央全会上就集体办公和改变冗长会议问题讲一讲。
邓小平的这段话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有感而发，也是他的一贯作风。早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说过：“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开委员会讨论，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这样开会要开死人的呀。”邓小平反对会多、会长，更反对讲长话，讲空话。他出席会议时尽量讲短话，没有话宁可不讲。
1981年11月5日，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务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并请他致开幕词。邓小平批示：“不致开幕词，因为没有必要，无话可讲，但我可主持会议。”1982年10月30日，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再次请邓小平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并讲话，邓小平仍然这样批示：“没有新的话要讲。闭幕时我出席，但不讲话。”
邓小平讲话，一般不用事先准备稿子，只有在一些重要场合，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深入阐述时才由别人帮助起草稿子。即使这样，他也总是要求起草人要从政治角度看问题，要能抓住要害，文字不能太多，而且都是自己先写出简明的提纲。比如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他自己写的提纲只有四页纸，但要讲的问题，要突出的观点都有了。1979年3月27日，为了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他专门把胡乔木等同志请到家里，谈稿子的起草问题。看了已经起草的稿子，他说：现在文字太多，枝叶太多，比较平淡，吸引力不够。现在要强调的只是几个问题，语言太多，把要突出的问题冲淡了。这篇讲话是政治性的讲话，不需要讲很多理论的话。邓小平的这段话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对讲话稿的要求。
邓小平不仅自己率先垂范，对党内的重要会议、汇报，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1956年，讨论中共八大报告和发言稿的起草时，他就说过：“八大大会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8月26日，在与胡乔木等同志谈中国科学院起草的汇报提纲时，他说：稿子太长了，中央的同志没有可能看，要短一点。话要少说一些。1982年6月25日，党的十二大报告框架出来以后送他审阅，他在同有关同志谈报告修改时说：报告架子可以，但要写得精彩些、短些。1983年12月，他在审阅有关同志起草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稿时，作出批示：“一个问题几句话就够了，不宜解释太多。我看文字压缩一半，更为恰当。”
总之，在如何开会讲话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基本观点是：“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还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有什么样的话风，就有什么样的文风。邓小平的文风也和他的话风一样，言简意赅。他曾经说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对于自己已经讲过的话，整理出版时，邓小平要求尽量简化。1987年10月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了他1950年《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准备作为《刘邓大军征战记新闻编》的代序言。他看过后批示：“可以，就是罗嗦了些，最好删节一半。”《邓小平文选》三卷，内容丰富精深。全书共收录文章119篇，最短的不足百字，最长的一篇即南方谈话，7500字，是根据他在四个地区的讲话综合而成的。
邓小平简约、高效的话风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品味。前一时期，网上评出“最令人反感的十句话”，其中一些领导干部在会场上的开场白“下面我简单讲两句”名列前茅。人们反感的不是真正的“简单讲两句”，而是这一开场白之后的长篇大论。开长会，讲长话，形式主义的话风已经成为人们痛恨的顽疾。因此，学习邓小平，学会开短会、讲短话，对领导干部十分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