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粮食票证制度维系近40年之久。在80年代，由于农产品供应状况改善、粮食价格“双轨制”的推行以及一些新群体的出现等原因，粮票交易普遍发生，其参与主体广泛、交易总额巨大、利益链条完整。为制止粮票交易，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特别是通过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使粮票交易失去了存在的土壤。80年代粮票交易现象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值得人们思考。

　　[关键词]粮食票证；粮票交易；双轨制

　　[中图分类号]F129；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7-0047-09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粮票诞生起，粮票交易现象即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存在，但从发生频次和规模上看，这种交易都比较有限。然而，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粮票交易较为普遍地出现，交易规模空前扩大，参与主体不断增加，因而成为该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生活现象。有关粮票交易现象的实证性、历史性考察，目前还很少见到。本文尝试对此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粮食票证制度的形成及其长期维持

　　20世纪50年代初，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国际国内以及意识形态背景下，中国政府选择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如何在“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大约90％左右、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大约10％左右”的条件下向工业提供粮食、原料以及资金的初始积累，也就成为了历史性难题。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这一难题首先在粮食供应方面凸显出来。大规模基本建设战线的拉开，使市镇和工矿区人口规模扩张，1953年城市人口比l950年激增1657万。到1953年下半年，市镇粮食供销脱节的状况日益严重，粮食市场大幅波动，一些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开始出现混乱。为保障工业化的推进，在权衡利弊之后，l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由此确立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统购统销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发展链条。农村粮食统购主要通过加速推进农业集体化来实现，市镇粮食统销则主要通过票证制度来完成。粮食票证制度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从“凭证购粮”到“按户核实”再到“定量到人”的层层深化的过程。起初只规定了简便易行的办法：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发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市镇粮食凭票证供应的制度由此肇端。在实施之初，由于标准不确定、审核不严格，l954年至1955年粮食年度的粮食统销发生了一些混乱。不少市镇居民超出需要多买粮食，甚至出现粮食倒流农村的现象。而对流动人口的粮食供应几乎放任自流，如各地对船民的供应，凭航行证、户口簿、选民证、乡村证明等都可买粮。

　　为应对粮食统销中的乱象，l955年4月30日，粮食部负责人专门谈话，要求对市镇居民口粮供应，必须查实人口，按户去定计划，核实供应。各地遂对市镇粮食供应进行整顿，将以往的单纯凭证购粮改为按户核实，一般是在购粮登记的基础上各户居民参照半年来平均实际消费量提出月需计划，核填购粮证，凭核实后的需粮计划数购粮。按户核实供应的办法很快见效，但它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按户核实供应缺乏统一、科学的标准；对需要在外就餐的流动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不好操作。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l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从而进一步规范和健全了粮食票证制度。《办法》决定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施居民口粮分等定量、工商行业用粮按户定量、牲畜饲料用粮分类定量的供应制度。供应的凭证共7种，即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对于居民口粮，主要按照居民的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分等分类定量供应。在粮食票证中，与居民日常粮食消费有关的主要是供应证、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及地方粮票。需要略加指出的是，粮票是购粮证的衍生，是居民上班、探亲、就医、出差、旅行时就餐或购买粮食和粮食制成品的凭证，它从个人粮食定量供应指标范围内领取。8月18日，粮食部通知自10月份起，在全国实行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10月，全国通用粮票诞生，各地的地方粮票也相继问世。粮食票证制度至此正式确立。

　　按决策者本意，“定量分配的办法”(票证制度)只是“暂时的措施”，待到商品供应充裕，就应取消。但是，票证制度很快就背离设计者初衷，其范围扩大到粮食之外，在特定时期甚至囊括大部分日常消费品；其时间则迄于1993年市镇粮价放开，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缩影与象征。

　　从1953年到l993年，粮食票证制度存续了40年，它保障了市镇居民的基本生活，支援了国家建设，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由于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以及发展水平的不同，在改革开放前后，粮食票证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对粮食票证的态度也迥异其趣。

　　在1953年到l978年之间，一方面，由于“赶超”战略的实施，农轻重比例关系畸轻畸重，吃穿用问题未曾很好解决；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公社体制的局限，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广受限制，农业产业结构极不合理，农村生产力发展迟缓，粮食供应因而长期短缺。粮食票证制度也就难以避免地被长期维持，其功能则更多地是在保障市镇居民基本生活的同时，严格限制居民的粮食需求。这一时期，政府控制着流通领域的大部分粮食(最高时达95％)，人们缺乏选择，更难以满足，甚至领导人有时也不例外。1963年周恩来为参加第27届世乒赛的乒乓球队举行家宴饯行时无奈地表示：“各人自带粮票。”难怪有人慨叹票证制度下“难以区分我们是在被控制，还是被照顾”。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一方面，由于农村经济社会体制深刻变革，农村生产力空前发展，农产品供应问题很快得以缓解；另一方面，由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步骤的谨慎，粮食购销中引入了“双轨制”，而且“双轨”间的价差逐步拉大。于是，粮食票证的功能发生了显著蜕变，所侧重的已非“限制”需求，而是维护“特权”，即对市镇居民隐形福利的保障。恰如中央文件所言，粮食票证制度“不只是承担着产品分配职能，同时也承担着利益分配的职能”。居民每购买一份平价粮实质上就享受了一份福利，而其中正隐藏着农民的一份无偿贡献。由此，改革以前仅仅是零星、个别存在的粮票交易现象在新的改革发展环境下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