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商品“走后门”现象，不仅助长了商品的进一步紧张，而且对于党群、干群关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为此，中共中央从修正主义和亡党亡国的高度指出了“走后门”问题的危险性，并在全社会开展了一场反商品“走后门”的群众性运动。运动不仅堵塞了商品流通中和企业管理上的漏洞，恢复了商品的正常流通供应，缓解了当年国民经济困难的状况，而且揭发了一批违法违纪案件、责处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使泛滥一时的“走后门”现象受到一定的扼制。回顾和研究这一被人淡忘的运动，对于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

　　[关键词]20世纪60年代；反商品“走后门”；运动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7-0056-08

　　“走后门”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吉水罗大经所撰的《鹤林玉露》一书，书中提到“留后门”，文日：“今若直前，万一蹉跌，退将安托?要须留后门，则庶几进取有据。”这里所说的“留后门”，是指办事要“留退路”。明朝王一鄂在《总督四镇奏议十•举劾四镇将令疏》中，专门弹劾“开后门”之事，日：“占公匠六十余名，各色营造私开后门，扬议沸腾”。这里的“开后门”指的是不按传统的建筑规矩，在房屋的两侧或后面开小门或后门的意思。随着时代的变迁，“走后门”逐渐成为个人或小集团通过不正当方式获得利益的代名词，“走后门”成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曾对这种不当行为给予了打击。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又把凭借各种不正当渠道，以达到购买所需商品物资的行为称为商品“走后门”。随后，“走后门”一词再次逐渐在我国社会中广为流传，其内涵与外延更为广泛，从商品物资流域扩展到招生、招工乃至人事任免等领域。为了扼制这一不良社会风气，在“走后门”现象出现不久，中共中央曾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

　　一、商品“走后门”不良社会风气形成的原因

　　自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水平需求的矛盾。在此主要矛盾下，一些社会问题便必然随之而生。商品“走后门”问题是社会生产低下、商品严重匮乏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20世纪50年代末，在“超英赶美”“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大地掀起了“以钢为纲”、“钢产量翻番”，“以粮为纲”、“粮食产量翻番”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为了实现向高指标的跃进，各地各部门竞相发射高产“卫星”，“高浮夸”导致高征购、高销售，严重挤占了农民的口粮，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造成全局性的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致使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之中。同时，基本建设规模膨胀，战线拉得太长，城镇人口骤然猛增，粮食销量呈直线上升，市场供应也陷入极度紧张。而且在副食品方面，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农副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制约，使市场的副食品供应异常紧张。在生活用品方面，由于受“以钢为纲”的影响，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日常生活用品严重短缺。粮食、商品和各种生活资料的严重缺乏，成为60年代初期最为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

　　在供需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下，人们在市场上买不到所需的商品，只能凭票从供销社买一些少得可怜的日常所需品。粮票、肉票、糖票、肥皂票、烟票、布票等各种各样的票证，成为人们消费的必要凭证，没有票就买不到东西，即便有票也要排队购买；而且票证可购买的东西也十分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商品的需求。由于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支配权主要掌握在一小部分部门和个人手中。于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社会上便产生了通过各种熟人、种种关系乃至权力，从掌有物资权力的部门和个人手中购买所需物资的行为。这种行为从个人发展到单位。1961年初，由于食品短缺导致水肿病普遍发生，一些单位为了改善职工的生活，以缓解水肿病的日趋蔓延．也千方百计地到处找关系，购买主副食品。这种不凭票证，凭借各种非正当渠道购买物资的现象，当时被人们称为商品“走后门”。

　　商品“走后门”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商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多买商品，内部私分多占。据调查，在基层商店有“走后门”行为的职工，约占职工总人数的70％至80％。(2)一些财贸工作人员，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拿国家的商品到自由市场倒卖，从中获利；有些人甚至和外部的投机分子勾结，形成集团。(3)有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乱批条子向商店多买东西，多吃多占，搞特殊化。(4)有些厂矿企业、机关、学校也“走后门”，用国家资财去换取供本单位使用的消费资料，或利用业务条件要挟商业部门“开后门”。有的单位还把本应卖给国营商店的产品，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等。

　　60年代商品“走后门”的社会风气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紧张的直接结果，既对商品的进一步紧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又导致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同时商品“走后门”的主体大多为拥有物资分配权和有权力的党政机关干部，商品“走后门”现象的蔓延，对于党群、干群关系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二、反商品“走后门”运动的肇始

　　鉴于商品“走后门”问题的普遍存在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做起，开展一场旨在反对搞特殊化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

　　1960年10月12日，在商品供应最为困难之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指出在目前副食品供应紧张，粮油、布等供应标准降低的情况下，发扬党的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党员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优良传统，反对和防止干部生活特殊化的倾向，对于密切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团结广大群众战胜困难有着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是第一个直接以反对商品“走后门”为题的中央文件，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正是肇始于这一文件的出台。对于这场运动的起始，在1961年召开的全国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曾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从今年l月算起；二是从去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算起；三是从去年8月针棉织品收布票时算起。”笔者认同于第二种意见。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的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从眼前来说，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渡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发展下去，就有坐观‘特殊化’的危险。修正主义思想正是从这里找到自己滋生、蔓延的土壤的。‘殷鉴不远’，我们对此必须充分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在这一文件中，中共中央不仅提出了商品“走后门”的问题，而且从修正主义和亡党亡国的高度指出商品“走后门”问题的危险性，强调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61年10月22日至ll月2日，中央财贸办公室召开了l9个省、市党委财贸部长会议，专门讨论反对商品“走后门”的问题。刘少奇、李先念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认为，“目前商品‘走后门’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某些地方还有所发展。”这种现象的存在“增加了物资供应的困难，严重地脱离群众，腐蚀了一些干部，影响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影响了农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发展下去，后果将会更加严重，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会议还对反商品“走后门”的性质定了调，即“在目前物资供应不足、存在自由市场的情况下，可怕的问题不在于社会上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分子，而在于我们的队伍受到侵蚀，思想界限不清，干部蜕化变质，不能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因此，反对商品‘走后门’的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商品分配原则的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巩固财贸队伍的问题，是财贸部门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央财贸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坚决开展一个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彻底制止商品‘走后门’的现象，这是目前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基本重要任务。”中共中央接到报告后，迅速于l961年11月20日，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批转了财贸办公室《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强调指出：反对商品“走后门”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分配渠道很不健全，出现了一批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同自由市场勾结起来，贪污盗窃，转卖国家财产，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我们的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就有守不住的危险。“因此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把反对商品‘走后门’工作，认真地进行讨论，并且开展一次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对广大财贸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把违法乱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清查出来，区别情况，进行处理。至于财贸部门以外，还有一些其他部门，‘走后门’的情况也很严重，请你们选择适当时机，在这些部门中也开展一次反对‘走后门’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