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问题[①]
[摘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施国有化的国家也显示出不同的发展模式。新中国60年来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那就是既吸取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优点，又吸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形成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本文从政府主导作用、工业化道路、国际环境的影响三个重大方面探讨了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的历史环境和内在逻辑。
[关键词]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工业化道路；国际影响
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来看，所谓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走过的不同道路。例如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普鲁士模式、后来的美国自由主义模式、日本的军国主义模式、战前的苏联模式、战后的新加坡模式，实际上都是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因应不同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发展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与众不同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自然要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
新中国60年是不断探索中国国情和寻找快速发展模式的60年。而其中政府的作用、工业化道路，以及国际环境是构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重要因素，从这三个方面去探索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的历史环境和内在逻辑，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高度主导的地位，6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优势来自于政府的主导，一些重大失误也来自于政府主导，怎样看待这种政府主导，实际上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评价，也关系到我们改革开放目标的确定，关系到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模式和政府作用
在西欧市场化和工业革命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西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完全取代封建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但是由于这些城邦经济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和开拓市场，因此这些地方也就失去了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历史契机。最早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展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16世纪的“圈地运动”和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开辟了道路；而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打败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则为工业化提供了制度和物质保障（资金、市场）。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从英国的工业化来看，虽然工业化是以私营企业为主要形式进行的，并且就国内经济运行来看，基本上是市场调节，政府直接干预较少。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却发挥了两种如下重要作用：一是在国内通过立法和强制的手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通过武力向海外扩张和掠夺，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没有上述两种政府的作用，英、法、德、甚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实际上，即使在实现工业化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仍然在为抢占殖民地和世界市场而角力，列宁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说成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比较形象地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政府致力于对外扩张或保护其在世界范围的既得利益。
市场经济以其较高的经济效率急剧地增加了欧美国家的资本和财富，并使这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在成功地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仅就国内来说，一是因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量人口失业和贫困；二是生产经营中的市场垄断和“外部性”问题；三是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问题。此外,还有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市场调节滞后问题、生产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等等。在对外方面，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转移国内矛盾，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危害的认识，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调整发展，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福利化也有了较大进展，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都要求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大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进行的。从1960年到1995年的35年间，工业国的政府规模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
（二）近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的情况与近代以来的欧美就根本不同了。首先，中国进入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特征的近代，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即中国是在被侵略和殖民地化的背景下开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过程的。因此，近代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起点，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高度集权的、成熟的封建主义政府（有着庞大的相互制衡的官僚体系和一整套选拔、任免、监察制度）；第二，中国开始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被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几乎不间断的战争，时时提醒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保证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因此，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改革和职能的讨论，焦点都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上面。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必然也导致政治上的软弱。政府的频繁更替和政治动荡，固然削弱了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钳制，但是也无力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无力制止军阀的横征暴敛，无力抵御外国列强的欺压，换句话说，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后者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则更为紧迫。于是，当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再次遭遇“丧权辱国”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了孙中山建立强大政府、节制私人资本观念的确立。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改组了国民党。国民党于1928年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在其后的20年间，民族危机推动了国民党政府对经济的大范围的直接干预。南京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后，“即无日不处于外忧内患之中”。在外忧方面，1928年就发生了日军阻止北伐的“济南惨案”；随后就有1931年的东北“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灭亡中国的行动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在内患方面，军阀林立、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此起彼伏，使得南京中央政府疲于应付。这种国家安全和政权危机，使得国民党政府自然要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兴修铁路、公路，并利用货币统一和改革的机会强化国家资本，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和物质，特别是战时的经济动员和统制，更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和权力。
南京国民党政府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来自于对西方经济危机的感受。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则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至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到1935年则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也主张中国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1933年《申报月刊》就中国现代化问题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征文，在收到的26篇短论和专论中，绝大多数人主张中国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大体统计，主张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仅1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的5篇，主张采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即混合方式的，有9篇，其余未正面或明确回答。[②]在30年代和40年代关于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讨论中，绝大部分的学者，也都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政府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强调发展国营经济。即使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批判态度的马寅初也认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官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设，是不合时代的需求，完全用苏俄式的建设，是非中国所能办到的；故不得已采用混合制，但不是漫无计划的。”[③]
（三）1949年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3年的巩固政权和经济恢复，中国共产党认为具备了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于是从1953年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果不其然，到1956年底就顺利地实现了这个过渡，由此形成了一个在经济上的“全能型政府”。关于过渡的原因和条件，简单地说，除了观念上的因素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国内落后的经济和众多的人口，使得提高积累率和保持社会稳定成为加速工业化的两个基本前提。在这种背景下，强大的政府自然要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与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目标相结合，自然就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
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一五计划”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决策和实施人的角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投资饥渴症”和供给约束型的经济波动。由于政府是工业化的唯一决策人和监督实施者，而信息不充分和管理能力有限，则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了监督实施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共产党未能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框架，因此只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上动脑筋，结果却陷入“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吏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民主化进展速度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差距很大，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因此工业化受到毛泽东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个人偏好的严重影响，尽管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
应该说，从建国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看到了因经济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而出现的“政府失灵”问题，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但是，党内对此却存在两种认识，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将“政府失灵”视为“官僚主义”的产物，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是新生事物，尚未成熟和完善，因此认为这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是能够克服的。例如毛泽东多次批评计划脱离实际的问题，批评官僚主义忽视人民疾苦和压制人民群众积极性问题。为此，他几乎不间断地进行“整风”运动，开展经济建设方面的群众运动，实行“权力下放”。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探索和整顿，因单一公有制的制约（“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而导致失败。另一种认识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他们认为除了官僚主义的因素外，还与体制有关，认为应该引入市场调节作为补充，特别是在农村，不妨实行将权力下放给农民的“包产到户”。就政府的经济职能来说，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政府干预经济范围和力度过度化的修正。这种修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
1978年至2009年的改革，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底至1991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打破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迷信的阶段，政府在成功的诱致下，逐渐缩小直接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首先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权力退出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随后，通过鼓励城乡个体经济发展和兴办“三资”企业，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和经营，以及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得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尽管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思想，但是从观念上来说，并没有解决计划与市场何者为基础和主体的问题，当然，这也与当时中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有很大关系，思想、尤其是政策，往往是现实的反映。
199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是政府经济职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阶段，尽管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标志，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等于瓦解了“全能型政府”的基础，基础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必然要相应地转变。但是同样地，2008年出现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再一次说明了“市场失灵”的危险性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