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私营出版企业，研究商务印书馆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典型意义。从学术史来看，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而对文化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企业在新中国建立后长期被作为事业单位来看待，突出的是其文化属性尤其是意识形态功能，而不是其产业属性。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文化产业逐渐受到高度重视。在此时代背景下，部分学者开始将目光投注于20世纪50年代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关于私营报业、电影业、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陆续面世，但总的说来数量不多。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不同程度的拓荒价值。也正是因为拓荒，所以在研究深度、资料的利用和所得结论等方面尚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进一步耕犁。例如有的研究主要是从文件到文件，缺乏历史纵深和分析；有的研究过于粗略，材料运用不充分甚至有重要遗漏等等。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商务印书馆为典型个案，利用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更具体的研究。此外，就商务印书馆而言，它一直为新闻出版史界所瞩目，但研究大多偏重于民国时期，对1949年后的商务印书馆关注很少，更谈不到对商务印书馆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专门探究。

一、新中国建立前后商务印书馆的困境

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自1897年创馆以来，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方式，逐步确立起以资本运作为核心的公司制，发展成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的综合性出版企业，特别是“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经营模式和“二处五部”的组织架构，更为民国时期出版企业纷纷效法。“商务”按照现代商业方式发行书刊。自1903年汉口分馆始，各地分支馆陆续设立，前后共86处，最发达时约有30多处，同时利用“现批处”、“特约经销处”及“经销店”等渠道，构建起上海发行所通过各地分支馆（大都在省会城市）和广泛零售商相联系的庞大发行网。此外，在北京、上海、香港三地建有印刷厂，印刷设备和技术堪为国内一流。由此，至抗战爆发前夕，“商务”的出版发行能力已达历史巅峰，一年的图书发行数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抗战期间，虽受重创，仍能勉强维持。但抗战胜利后，因国共内战的爆发与国统区恶性的通货膨胀，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私营出版业普遍陷入业务衰退、经济效益滑落状态，经营困难，尤其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因“船大难掉头”，处境更为艰难。1948年，商务印书馆用纸量仅及1936年的8.8%，而人均用纸量由1936年的341令降至130令，1949年、1950年更分别锐减为27令和17令。此外，新中国建立前夕“商务”总馆职工的平均工资与公营、公私合营书店相比，高出200%以上，成为造成其经济困难的另一大因素。“商务”虽有裁员减薪举措，但成效甚微。其处境恰如“商务”董事长张元济所言：“公司历经患难，元气大伤，现在勉强支持”。具体言之：

1．教科书出版业务萎缩，亏损巨大。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各类学堂对新式教科书的需求，催生了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私营出版业。自清末到民国，教科书出版实行审定制，即由出版企业编辑出版教科书，交学部或教育部审定后即可发行。中小学教科书以其数量大、供应对象固定等特点，在近代中国出版业务中占有很大份额，甚至可以说缔造了私营出版业的巅峰时代。当年出版人言：“教科书是书业中最大的业务，不出教科书，就算不得是大书局”。1949年之前，中国五家最大的私营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就是以其印售中小学教科书数量之多寡而排列次序的。教科书成为企业盈利的主要来源，对此，商务印书馆董事陈叔通直言：“商务发财主要靠教科书”。新中国建立后，宣布废止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并实行“教科书国营”政策。这对商务印书馆可谓致命打击（中华书局等亦如是），原有小学课本存货全部作废、就地切毁、卖作废纸，经济损失惨重。当然，更严重的是教科书编辑出版权的丧失，虽然废止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和“教科书国营”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1949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联合25家私营出版社合资组建华北联合出版社，此后又仿效北京经验组建上海联合出版社，以供应京津、华东地区的中小学教科书。“商务”均参加了上述两个联合出版社，但“实物保本”的定价制度使其难以达到盈利目标，无法弥补其经营上的巨大亏损。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后，联合出版社的工作相继结束，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为中小学教科书专业出版机构。由此，以“商务”为首的私营出版业逐渐退出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市场。即便因国营力量一时薄弱而难以完全承担起编辑全套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政府从私营出版社教科书中审核采用一部分，但从1950年秋季用书中“商务”向政府推荐111种教材仅人选10种的情况中，亦可察知“教科书国营”政策的影响力。

2．出版物难以适应时代要求，组织新稿源困难。“商务”自创建以来奉行“在商言商”的经营原则，而这一指导思想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执政之初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念（尤其重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显然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商务”在1949年后遭遇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稿源极度缺乏的难题。早在1948年9月，“商务”的出版物就因“太缺乏时代性”而不为部分青年读者所喜爱。据统计，新中国建立前夕，商务印书馆2万多种存书中70%以上已不合时需，无法销售。“商务”也开始意识到存在的问题。1950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在股东年会上就曾向股东说明：“本馆创办以来，已有五十余年，因为历史的因袭，以致规模较大，分支机构众多；且前此业务向来避免和政治接触，以致在时代转变以后，公司业务远跟不上政治。”因此，“商务”着手调整编辑方针，改变数十年来以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及参考用书和工具用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西学译著、古籍整理为主的编辑方针，转而致力于编纂“合于人民大众需要之儿童读物少年读物及一般人民读物”、“中学校、职业学校、大学校自然科学及应用技术各教科用书及参考书”、“工业农业医学各小丛书”、“人民小辞典及中小学生辞典”和翻译世界著名文艺作品。由此不难看出，“商务”一方面力图跟上时代步伐、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想在远离政治的自然科学方面努力作为。1949年7月19日，“商务”董事会决定将原有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拟聘请沈雁冰担任会长。9月，董事长张元济借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机，拜访“商务”故旧，商谈“商务”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方向。但此时曾效力于商务印书馆的著名编辑出版家如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人都已在政府担任要职，使得“商务”应对困境的种种计划无法实现，而出版的新书如《小学教师学习丛书》、《小学行政设施丛书》、《小学教学技术丛书》、《小学教师自学丛书》等也没有适销对路，其原因正是“缺乏新意，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兴趣亦由此转向其他出版社”。

3．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经济形势、新的出版制度和政策的制约。“商务”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把解困之策寄希望于政府贷款。其依据自然是新中国明确宣示的“公私兼顾”的工商业政策。1949年11月30日，张元济致函上海市市长陈毅，谓：“再四思维，已濒绝境，不得已仰求我公体念五十余年民族文化之商务印书馆赐予救济，转商人民银行，准许贷款20亿元。”但此时上海市政府为平抑物价正在收紧银根，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因此，12月初陈毅明确表示：“商务不能靠借债吃饭，还要从改善经营想办法，不要只搞教科书，可以搞些大众化的年画，搞些适合工农兵需要的东西……编辑只愿搞大学丛书，不愿搞通俗的东西，这样不要说20亿元，200亿元也没有用。”更严峻的是国家决定仿效苏联的出版制度逐步实行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合作，分别部门，各专一类，这对实行编、印、发三位一体企业组织制度的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大型出版企业来说更具挑战意义。此外，新中国虽然明确“公私兼顾”的工商业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存在“左”的倾向。具体到出版领域，就是“重公营轻私营”，意欲对私营出版业实施“拿过来”政策，认为“出版事业可以迅速全国国有化，私营的无存在必要，亦无必要力旷以扶助”。如华北区新华书店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采取以货色对货色的竞争排挤态度……甚至提请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加以没收。其他地区亦存在类似问题，如1950年重庆市新闻出版处邀集私营同业召开座谈会，“公私关系不协调”问题竞成为讨论重点。出版领域中的“左”倾偏向对“商务”等私营出版社的经营无疑雪上加霜。

二、合理调整工商业与商务印书馆的转型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将“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在会上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批评了“左”倾偏向。为贯彻全会精神，同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提出“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公私出版业均应争取条件，逐步实行出版与发行分工、出版与印刷分工和出版专业化的方针，并在出版总署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国家对公私出版业实行“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政策。

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后，各级政府部门对私营出版业的帮扶政策陆续出台，如帮助解决编辑人员和新稿源缺乏问题；介绍银行贷款；放宽对出版物内容的审定——在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害于人民的原则下均准予印行；低价供给纸张；实施加工订货政策；国营和公私合营发行机构大力推销私营出版社的出版物等等。这一系列举措带来了1950年10月至1952年私营出版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50年私营出版社为184家，1951年即一跃而为321家，即增加了74.5%。至1952年8月政务院颁布实施《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之前，仅上海市私营出版业即达391家，占全国私营出版社总数458家的80010以上。如果单纯从数量上讲，这个数字创造了上海出版史上的最高峰。

“商务”作为全国最大的私营出版企业，政府的帮扶政策对其摆脱经营困境自然会产生积极作用。但是，“商务”不同于一般的中小出版社，它必须依循政府确定的“出版与发行、印刷分工”及“出版专业化”原则进行改组，以寻求走上“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实际上，当年有相当数量的出版社属于皮包公司性质，工作人员少，没有专门的编辑、发行机构，更谈不上拥有印刷厂，往往编辑出版发行兼任，什么读物赚钱就出版什么，灵活应变。而“商务”等大型出版社就不一样了，机构健全，经营和管理体制延续了几十年，所以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政策虽然也使其受益，但要在昔日的出版理念、出版物结构和经营机制的基础上再造辉煌是不可能的，必须蜕变以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的要求，概言之，即在接受政府帮助的同时，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调整、整顿和改革，实际上已经步人改造的道路。具体说来主要有：

1．变革发行体制，参与组建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为贯彻出版社“逐渐摆脱发行和印刷工作，把发行和印刷的任务委托给专营的公私发行机构和印刷机构”的政策，出版总署以发行领域为切入点，积极推动对发行机构的整顿重组，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店等五家单位的发行机构以公私合营方式，合并成立了专业发行机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以下简称“中图”）。它是仅次于新华书店的全国第二大发行系统。面对政府的强力主导，“商务”内部尽管对参与组建联合发行机构有不同意见，但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与政府合作是大势所趋，因而最终决定参加。“商务”参加联合发行机构对其扭转经营困难有一定帮助，1951年“中图”全年营业额为2053亿元，相当于新华书店同年全部营业额的1/4。但“商务”从中所获收益并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商务”在教科书国营后各地分馆（陆续加盟“中图”）的亏损状态。更重要的是，“商务”在“中图”时期收缩发行而集中出版、印刷两业的调整举措已迈出解构编、印、发三位一体的组织模式的第一步。中华书局等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