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论及如何增强党的应变能力时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这里讲的“手头东西”，在政治学话语中，就是执政党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它是政治体系用以应对环境挑战的能量来源。政治资源是政治体系所拥有的，对政治主体实现特定目标具有政治交换价值的各种要素的总称。通常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前者如资金、设备、组织、军事力量等，后者则包括信息、管理水平、社会控制能力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信息等方面的资源，其价值不仅限于疫病防控，而且对执政党稳固新生政权和改造国家，也都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因此是党执政的重要政治资源。对政治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效果，不仅直接反映出执政主体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也影响到政治体，系的稳定。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遭受到各类疫病的侵袭，考验着党的领导水平和应变能力。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概述

由于长期的战乱、灾荒以及旧政权的不作为，到新中国成立时，各类疫病丛生，国家缺医少药，民众体质赢弱，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以下从三个方面对当时的疫情作一简单概述。

（一）甲类烈性传染病肆虐

鼠疫、霍乱和天花是三种甲类烈性传染病。新中国成立前夕，鼠疫在我国保持高发态势，1949年发病7787人。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这种高发态势得到遏制，但1950年至1954年，全国8个省（区）仍有6868人感染鼠疫，死亡2268人，死亡率为33.02%。新中国成立后，霍乱虽然很快得到遏制，但各地仍有散在病例爆发。1950年7月30日，中央防疫总队第二大队在安徽泗县门诊中发现1例真性霍乱和2例疑似病例；1951年，山东全省报告霍乱5例。1952年天津也发现了1例真性霍乱。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1950年至1954年间，全国天花发病分别为43286例、61546例、10349例、3320例、847例，死亡人数和死亡率都比较高。如广西1950年至1952年共发病19943例，死亡4744人，死亡率为23.79%；广东1950年至1954年共发病10466例，死亡1722人，死亡率为16.45%。三大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对人民生命安全和新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乙类寄生虫病的流行

血吸虫病、钩虫病、疟疾、丝虫病、黑热病，是旧中国就存在的五大寄生虫传染病。据不完全统计，到新中国成立时，血吸虫病在江苏、浙江等12个省、市、自治区共348个县市流行，估计有1160万人受感染，其中晚期病人60万人，1亿多人口受威胁，平均每年有1万人发生急性感染，病死率约为1%。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六省最为严重，发病人数分别为247.7万、203.7万、88.1万、227.5万、94.7万、54.8万。钩虫病在我国18个省、市的1359个县、市流行，全国钩虫病患者约1.4亿，其中约5000万人出现临床症状，有的地区感染率高达80%至90%。疟疾在我国25个省、市的1829个县、市流行，据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估计，当时我国每年疟疾患者在3000万人以上。丝虫病流行于我国14个省、市、自治区的864个县、市，估计患者为3099.4万人，有的地区感染率高达80%以上。黑热病流行于我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665个县、市，根据1951年的调查估计，当时平均患病率为10-50/万，患病人数至少为53万。这些疫病的肆虐，使无数人丧失了劳动力甚至生命。

（三）乙类其他传染病猖獗

列入乙类的其他传染病主要有流行性乙型脑炎、白喉、麻疹等17种。新中国初期，这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很高。分地区看，北京流行最严重的几种乙类传染病为麻疹、猩红热、白喉等。1951年上半年，北京麻疹病例12317人，死亡1017人，病死率为8.20%；猩红热病例2382人，死亡104人，病死率为4.4%。上海市流行的主要乙类传染病有伤寒、白喉、麻疹等，白喉1950年发病率为119.8/10万，1951年为109.3/10万；麻疹发病率在2000/10万左右。安徽发病较严重的几种乙类传染病为白喉、麻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1950年至1959年，安徽白喉发病37422人，年平均发病率11.98/10万，死亡5000人，死亡率13.36%；麻疹1950年至1954年的发病率分别为22.82/10万、242.65/10万、500.98/10万、280.83/10万、331.03/10万；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952年发病率在40/10万左右，病死率为19.55%。其他地区和其他传染病在当时也呈高发态势。疫病如此肆虐，直接危及人民政权的稳定。

二、党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

当政治体系面临来自环境压力时，“系统为了持续下去，必须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成功地缓和这样造成的压力，并且对此作出反应”。这一政治过程，便是执政党整合和利用政治资源、进行政治决策，通过政策制定来调节政治体系与环境互动关系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严峻疫情时，分别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政治资源，为快捷高效防控疫病作出了努力。

（一）对医疗卫生政治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新中国初期，全国医疗卫生政治资源参差不齐、效率低下。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将当时的情况概括为三类：基本情况——人少事多；暂时情况——杂乱无章；新的情况——需求急切。针对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如下整合措施。

第一，对军民医疗卫生政治资源的整合。在1950年春季卫生防疫工作中，政府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以联名的形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强调“军队的卫生工作人员，除作好部队的防疫工作外，并应就地参加政府领导下的人民防疫工作。特别在偏僻地区，军队卫生工作人员更需抽出一部分人力在当地群众中进行防疫工作”。另外，为防控察北鼠疫等重大疫病，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50年3月组建了中央防疫总队。从人员构成看，这个防疫总队也是中国共产党整合军民卫生资源的典范。防疫总队下辖的6个大队中，既有军委卫生部的人员，也有东北、华北的联合防疫人员，同时还有地方政府、地方军区和医科大学（医学院）的成员，他们组成流动的医疗分队，成为新政权防控疫病的应急举措。在疫苗的制造、会议的召开、人才的任用等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军民卫生政治资源也进行了大力整合。

第二，对中西医疗卫生政治资源的整合。中西医是两种在治疗理念等方面存在着本质差别。新中国诞生时，这两种资源功效的发挥都不到位。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中央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为整合中西医疗卫生资源指明了方向。整合的具体举措，除了要“争取和团结全国一切新老中西卫生人员”外，还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中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的改造任务。另外，培养兼修中西两种卫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也是整合中西医药重点。会后，卫生部要求各地开办进修学校或进修班，将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和临床诊疗技术等西医知识理论，列为中医进修的课程，并规定中医在学习西医理论时，分前后两期，每期3个月(159学时)，6个月结业。同时，党和政府还采取让利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来整合。例如，1950年中央防疫总队在河北、天津、皖北等地防控疫病时，初期遭到当地开业医生（主要为中医）的对抗破坏，他们认为防疫总队抢了自己的饭碗。了解情况之后，中央防疫总队除了通过开座谈会等方式，来帮助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外，还极力在技术上支持当地中医，并把能出得起药费的病人，尽量让给他们诊治，允许他们收费获利。政策上，卫生部长李德全在《关于卫生会议的报告》和卫生部《关于医药界的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中，都特许“私人开办中医学校（或带徒弟），可不加限制”。这些整合举措受到了中医药界的欢迎，提高了整合效率。

第三，对公私医疗卫生资源的整合。1949年，全国卫生机构有3670个，床位8.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50.5万人，中医27.6万，西医师3.8万。从所有权性质看，这些医疗资源的公私关系复杂。在床位数上，1949年，公立医院床位占62.5010，私立医院床位占37.5%；在人数上，1952年，公立卫生机构中的中西医人数占全国中西医人数的比重为5.9%；在联合性质的卫生事业机构中，中西医人数所占比重为9.5%，两者之和不到16%，而私人开业及私立医院中的中西医人数则达到了84.6%。针对卫生事业中不平衡的公私关系，中共根据《共同纲领》中“公私兼顾”的原则，进行了大力整合。一方面是迅速摸清底细，及时制定政策。卫生部不仅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央各卫生防疫大队注意收集和统计相关数据，而且还专门从北大医学院调出一批学生，加以短期训练后，派往各地配合开展卫生调查和检查工作，使得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能够及时掌握这些重要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卫生部及时制定了《关于调整医药卫生事业中公私关系的决定》，对卫生资源的公私关系进行了规范和整合。另一方面是科学分类，促进不同性质医疗机构的互助合作。根据所有权性质，《决定》将当时的医疗卫生机构划分为公立、私立、合作和公私合办四种形式。对于这些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中央要求“领导其实行合理的分工合作，不得有所歧视”。具体而言，私立或半私立的医疗机构要组织起来，接受改造，同时承担卫生防疫和战勤任务。作为回报，“凡私立的、合作性质的或公私合办的医疗机构，如接受一定之战勤、防疫、保健等任务及担负一部免费病床、免费门诊，并确实按卫生行政机关规定之标准收费者，得免纳工商业税。”对于公私药厂，政府也要求在统一的计划下实行合理分工，适当分配生产任务。此举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性质医疗机构的防疫抗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