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也是20世纪中国最大、最复杂的一场政治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因此，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一直成为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中一个既重要、又复杂而难于研究的课题。近15年来，学术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和拓展对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就此作简要述评，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研究概况

近15年来，学术界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论文已发表60余篇。有些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金冲及的《“文革”时期周恩来的两难处境》、金春明的《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石仲泉的《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和《为周恩来辩护——纪念中华之子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童小鹏等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陈扬勇的《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等。代表性的专著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陈扬勇的《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和《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重庆出版社，2005年）、安建设编著的《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等。

有关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年谱资料、回忆录和一些传记相继出版。力平、马芷荪主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公布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量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专题性的回忆录和文章有：吴庆彤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张佐良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民的《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成元功《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赵炜的《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和杨尚昆的《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等。逄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金冲及等主编的《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王力的《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英]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美）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等，也都涉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

有关周恩来的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也比较活跃。较大规模的重要学术研讨会大多集中在1998年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和2008年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如中共中央隆重举行了纪念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大会和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高度评价周恩来一生的丰功伟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贡献。1998年2月23日，江泽民在纪念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2008年3月1日，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两篇讲话为我们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基础。此外，中央有关部门、研究机构、高校、地方政府等都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在这些学术研讨会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这一课题均受到重视，并展开研讨。

一、主要研究成果

近15年来，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党和国家的特殊贡献问题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之际，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的特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江泽民从政治、经济、外交三方面概括周恩来的特殊贡献：(1)政治上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运转，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主席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促成邓小平复出，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2)经济上坚持排除干扰，始终不放松经济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参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且精心组织、部署实施；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3)外交上协助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今天我国外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胡锦涛则把“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卓越贡献概括为：“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学术界首先在宏观上，从不同视角阐述和评价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贡献。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苦撑危局的中流砥柱。这主要体现在：忍辱负重，尽力保护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始终反对各种形式的疯狂暴烈行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坚忍不拔的斗争，苦撑危局，努力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挽狂澜于既倒，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使党和国家免于分裂，起到了任何人难以起到的“中和”作用。有的学者进而认为：“如果不是周恩来运用他的影响力和政治技巧对‘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加以限制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肯定会在历史上写下更为残酷、血腥的一页。”也有学者把周恩来的历史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或六个方面。“三方面说”是：(1)尽力维持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2)极力降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3)努力清除“左”的影响，筹划光明的未来。作出这些贡献有着多方面原因：根本原因是深厚的群众基础，直接原因是高超的斗争艺术，内在原因是高尚的个人品德，外在原因是崇高的领导地位。“六方面说”则是：(1)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完整统一，维护中国社会最低限度的正常秩序；(2)始终抓紧和推动工农业生产，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3)千方百计保护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努力保护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保护邓小平并使之复出，为党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保留了脊柱和栋梁；(4)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协助毛泽东打开中美交流之门，推动国际新格局的出现；(5)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保持党和人民军队的稳定和团结；(6)以模范行动和人格魅力为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学术界还就“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对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要方面的贡献进行了研究。(1)关于经济指导思想。有学者认为周恩来的经济指导思想主要是：巧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尽力保护生产；始终把农业作为支撑全局的基础；把住经济关口，坚持“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坚持“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2)关于农业和粮食问题。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不仅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思想的倡导者，更是排除干扰、纠正失误、稳住农业基础的领导人。由于他的努力，我国农业在动乱中没有出现大的“滑坡”，并有缓慢增长。周恩来还为稳定粮食局势殚精竭虑：阻止冲击农业，强调不违农时；坚持不懈努力，扭转南粮北调；解决“三个突破”，力保粮食稳定；重视节约用粮，反对粮食浪费；坚持“以出养进”开展粮食外贸。(3)关于对外经济工作。有学者指出了周恩来的四大贡献：积极推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提出利用外资、开创“特区”的设想，积极推进对外经贸交流和合作；领导和组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促进民族工业发展；不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扩大出口。(4)关于环境保护工作。周恩来不愧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奠基人。他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注意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导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加快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步伐。应该指出，学术界对于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以外的其他领域的贡献，关注和研究得还很不够，成果也显得单薄，这是亟待加强的。

此外，学术界还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的历史贡献。代表性观点有：周恩来大量解放和安置老干部，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纠正“左”倾思潮，初步治理整顿，为第二代领导集体全面纠“左”及实施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信任、培养和重用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树起了有力的核心。

（二）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

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从不理解到拥护和赞成，在矛盾和困惑中被动跟进，再到限制和抗争。至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具体发展过程，研究者的理解则不尽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前后的“文化大革命”酝酿和开始阶段，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既是被动接受的，也是拥护和赞成的；第二阶段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动地跟进；第三阶段是1967年以后，开始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并基本形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是：“在没有思想准备中力求理解，在力求理解中争取跟进，在争取跟进中加以限制，在加以限制中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这个过程是互相交错进行的。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周恩来是从好的积极方面去理解的，同时要求自己努力跟进。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前后是一个转折点。

研究者还认为，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情况下被动卷入“文化大革命”的，面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疯狂和暴烈的行为，周恩来感到十分痛苦，并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事前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对许多事情感到难以理解。但当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它的黑暗面，需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周恩来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尽管他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随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比较早地觉察到这些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他虽然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表示赞成和支持，但他从未想到“文化大革命”会是那样的混乱、暴烈、疯狂、残酷！他不可能对这场“革命”公开地表示反对，在一些场合甚至还要讲违心附和的话。他充当的角色，就像他敬仰的大禹那样，治水宜疏不宜堵，因势利导，筑堤束洪，纳入河道，百川归海。但是，造乱的势力太大，治乱与造乱的斗争，是他一生的经历中所从未有过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