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两个最重大的互相衔接的实践，是世界现代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的当代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是一个主义，两种模式。对其关系怎样认识，关系到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作为中国学者，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去谈苏联模式，或离开苏联模式去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中国模式，都难以对这两种模式作出全面和中肯的评价。

一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概括起来说，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一党高度集权、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的一元主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指出，苏共执政搞的是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一针见血地揭示出苏联模式的弊端。

本文拟把问题集中到发展模式上。因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主线。“发展”实际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建设，也包括对外关系；既包括发展观念、发展战略、发展道路，自然也涉及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

笔者曾把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归纳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和集体利益、轻个人利益。

这个发展观念和战略是在苏共党内先后发生斯大林同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的两次重大争论中、在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行两个半五年计划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客观环境，即苏联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外部的帝国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列宁和斯大林都曾提出“落后就要挨打”，于是确立了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赶超资本主义强国的总的战略目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这个总的战略目标之下，苏联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军火工业，非常重视积累、发展速度、国家利益，使其在短短十几年之内就超过欧洲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打下了后来击败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的物质基础，这个历史功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这里说的“重”与“轻”都是相对的。说它重政轻经，并非简单说斯大林轻视发展经济，他对经济建设也是“狠抓”的。问题是没有摆正、甚至有时是颠倒了政治与经济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位置，过分夸大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有时实际上把巩固政治权力当成“第一要务”；而权力在民主不充分的条件下又被异化成为个人或小集团、权贵阶层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党和国家性质的异变。

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任务，自然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问题是“轻”与“重”要有度；过度就要出问题。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F．科恩认为，斯大林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特殊极端主义”、“过火行为是历史上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比如，对于一个被帝国主义包围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重视加强军事工业有何不对？苏联的问题是超出了国防安全需要的限度、超过了国家可承受的能力，甚至后来逐渐走上霸权主义、争霸世界的道路；与此同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也不能不服从这个目标而变得僵化；由军事工业的膨胀而形成的强大的军工集团又成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障碍。

所以，不讲时间、条件、地点，搞绝对化，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苏联的发展观念和战略的主要问题：第一，国民经济发展失衡、不协调、不成比例，特别是造成农业的长期落后；第二，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该有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轻农、轻轻工、轻消费、轻个人利益，必然使广大民众生活的改善受到影响和限制，从而降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和对民众的吸引力；第三，夸大政治和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必然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政治批判、清洗、镇压，削弱以至于破坏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而离开民主和民生的不断改善的社会主义怎么能成为广大民众、广大共产党员诚心诚意拥护和坚持的社会主义呢？苏共执政基础之不牢固正源于此。

二

苏联模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实际上在这个模式形成过程中就开始了。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上半期，是苏联模式形成和基本确立时期，联共（布）通过高度集中为原则的共产国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就已把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强加于中共和中国革命。共产国际、联共（布）、斯大林，在给中国革命以巨大帮助的同时，也使中共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当时，在苏区政权建设上，从政权的名称、形式到内容，如剥夺有产阶级选举权、对工农实行不平等的代表权、实行共产党一党单独存在等，都是照搬苏联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曾把苏共当成“最好的先生”，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深入人心的学习苏联的高潮。这个学习，既取得重大成就，也有不少失误。尤其是在经济体制和文化建设上，存在突出的照搬照抄的毛病。毛泽东后来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学习中也出现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有时把苏联的短处也学来了，甚至认为对苏联的经验是“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的。

但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并不是照搬苏联的。不同之处有四点：一是没有照搬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二者是有不同的，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属人民的范畴，没有被剥夺选举权；二是没有沿用苏维埃的构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中国没有采用苏联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执政的体制，而形成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了民主党派和各级政协，就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弹性，有利于应对紧张政局；四是没有搬用苏联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而是建立了单一制的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上述政治体制的四个方面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共的实践经验确立的，很有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仍然坚持这些制度，可见其生命力。但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前，党政不分、干部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不完善，个人集权等苏联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同样存在。此外，在城乡关系（二元经济结构），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位置的摆法，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等方面，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不同程度地类似苏联模式。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模式在苏联和中国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翌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论著。中国发生了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的方针性转变。毛泽东突出讲了四点：一是强调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调整农轻重三者的关系，加大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后来实行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的重要方针；二是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强调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关系，“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三是提出“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这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四是鲜明地批评斯大林的“反革命越搞越多”的错误观点和“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犯了错误就杀掉”，打倒一切，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的错误。

从中苏两党出现分歧和开始大论战以后，中共由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离了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造成“文化大革命”长期的、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中苏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提出苏联存在一个“特权阶层”的理论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把“物质利益原则”当成修正主义加以批判，是基本理论上的错误。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和改良基本上还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时，将其当成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实际上是从极左方面把仍然带着“左”的色彩的理论和实践当成右的东西来反对，其方向也是错误的。在国际上反修、国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方面，在用“政治”、“革命”、“阶级斗争”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中国不仅没有走出苏联模式，在某些方面比苏联走得更远，也更加理论化了。

这种离开了历史唯物史观的实践结果，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苏联模式弊端在中国的恶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