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政府内从事外国情报的收集与分析的部门通常总称为“情报界”，目前共计有13个主要部门。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研究署、能源部和财政部下属的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局以及陆军、海军、空军自有的情报部门等。冷战期间，东方阵营中的中苏关系是美国情报界情报搜集与分析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央情报局提交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简称NIEs)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简称SNIEs）是这一方面最为重要的情报成品。这些文件往往是在其他专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归纳、提炼或升华而来，反映了中央情报局乃至美国情报界对中苏关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总体认识和判断。此外，由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署作出的有关中苏关系的评估报告也反映出华盛顿政府情报部门对中苏关系的总体认识与评价。本文以有关中苏关系的NIEs、SNIEs以及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署对中苏矛盾与分歧的综合评估为主要考察对象，按照中苏分歧发展的时间顺序，围绕中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分析美国情报界在中苏同盟形成之后至1970年间对于中苏分歧乃至分裂的认识与判断。

一、美国情报界不断调整对于中苏分歧的情报评估

（一）1950年至1957年，面对中苏结盟，美国情报界在中苏友好氛围中寻找分歧

以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结成友好同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强大支柱。在中苏同盟正式形成后不久，美国情报界就认识到中苏关系的特殊性。首先，中国不是卫星国，中苏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不同于苏联与东欧的关系。1952年8月10日，中情局指出：“在评估已有证据后，我们得出结论：北平（京）政权与欧洲卫星国不同，它并没有被克里姆林宫直接、完全地控制住。”中情局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从一开始，中共政权就避免了沦为卫星国，这既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处遥远，也因为该政权主要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共产党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也使它具有同苏联讨价还价的实力。”其次，中苏关系不同于西方阵营的英美关系。中苏“对于军事安全的突出考虑使两国之间的联盟得以巩固。同样，两国还有强有力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纽带……意识形态方面的狂热性是北平（京）对莫斯科充满敬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中苏两国间却缺少如美英两国间那样强大的文化与传统的共性。共产党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一条漫长的边界线，这是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美英两国间并非如此”。

美国情报界认为，正是中苏关系的这种特点使中苏之间埋下了分歧的种子。“中国共产党保留了某些追求自身利益并影响亚洲地区共产党政策的能力。我们相信，莫斯科力图扩大和强化它对共产党中国的控制、支配亚洲其他地区的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抵制苏联干涉其内政的意图，并试图加强中国对满洲、新疆和内蒙古地区的控制，扩大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权力和影响。”美国情报界认为中苏之间可能产生的分歧和冲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新疆、满洲等中国边境领土的控制；(2)对朝鲜的最终控制；(3)苏联向中国共产主义政府渗透并试图控制它的努力；(4)苏联不能满足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军事需要。”另外，中情局还认为中苏双方在世界事务中战略目标也存在冲突：“目前，中国的利益主要还局限于远东；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则是世界范围的……中国共产党人可能向苏联提出与苏联的长远全球利益相矛盾的要求，或者甚至采取这样的行动……克里姆林官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由莫斯科支配的共产主义世界。然而，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不会接受苏联对中国的完全控制。”

苏共二十大引起了美国情报界的高度关注，而在此前后共产主义阵营的新动向也使它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分歧。1957年3月，中情局的一份情报评估敏锐地观察到波匈事件之后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影响力的上升及其带来的结果。该评估指出：“斯大林去世后，中共在社会主义世界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由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北平（京）越来越深地卷入东欧事务中……中共声明的权威口吻给共产主义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苏共明显感觉到自己需要中国在东欧事务上给予支持。于是，这就更加弱化了莫斯科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唯一权威解释者这种观念。”国务院情报研究署则在连续几份情报报告中具体分析了中苏之间新近发生的矛盾：1956年12月3日的一份情报报告分析了在波匈事件中北京政府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东欧事件的评论被看做是一种对苏联政策的批评”；1957年2月25日的一份情报报告指出中国同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克什米尔争端上没有追随苏联来支持印度，也许是由于莫斯科和北平（京）之间对于分别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结交达成了相互谅解。然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共产党中国在南亚具有至少和苏联同样的固有利益，这种利益是不能同别国分享的”。

不过，尽管这一时期美国情报界在中苏同盟中发现了一些已有或潜在的矛盾与分歧，但是它们不得不承认这一阶段中苏之间存在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并预测中苏同盟关系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改变。因为“那些倾向于可能分裂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因素被密切的意识形态联系以及双方在追求共同目标——特别是把西方影响从远东排斥出去——时的持久合作所掩盖”。即使观察到了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之间矛盾和分歧的增加，美国情报界也仍然坚持认为这不足以影响双方的总体关系。比如，专门分析周恩来1957年初出访苏联东欧的情报报告虽然发现中苏影响力对比变化所带来的潜在矛盾，但同时也指出：“此次访问为中国实现它在阵营中的影响提供了机会，而且此次访问加强了阵营内部的团结，这是北平（京）和莫斯科的共同目标。”至于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中苏分歧，美国情报界认为：“中苏这两个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政策有些背道而驰，但这并不一定会引起两国之间的争端，也不一定能够制造或者加剧双方的其他摩擦。因为北平（京）和莫斯科在抗衡西方对亚洲的影响这一更大的目标上保持着一致，因此它们不可能允许在克什米尔争端中出现两国分别支持敌对双方这种大的分歧。即使这种分歧是由于疏忽造成的也不行。”因此，美国情报界判断：“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优势互补、共同敌人的存在及单一意识形态几乎肯定将压倒其他的考虑，从而维持紧密的中苏关系，这一关系可能继续不受外界操控的影响……至少到1960年，北平（京）几乎肯定会恪守这一同盟。”“尽管苏联和中国之间可能会存在某些利益和意见上的冲突和矛盾，但双方都不会允许此类冲突和矛盾削弱中苏团结。”

总之，从1950年中苏结盟到1957年中苏关系发展到友好顶峰的这一时期，美国情报界在有关中苏关系的大量评估中，试图从双方的友好关系中寻找裂痕。而且它们也确实发现和总结了中苏之间潜在的分裂根源。这些分析基本符合中苏关系在这一时期的特点；而且从后来中苏关系的发展来看，这些分析也具有一定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