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机关和地方政权的最高机关纳入新中国大区行政建制，在中共政权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的缘起与发展。

一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在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中设立军政委员会作为军队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然而，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中的军政委员会是中共党组织在军队中的领导机关而非政权组织机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打击国民党军队以摧毁国民党政权的同时，亦加紧政治争取工作，策动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起义、投诚或接受和平改编。在和平解放湖南、绥远等省接管建政的过程中，中共设立军政委员会作为地方政权的过渡形式，以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从事新政权建设。军政委员会成为新中国部分省份建政之初的政权组织机构。

1949年春，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在胜利发展，湖南省的和平运动也空前高涨。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湖南和平解放。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应局势的变化，逐步走上和平起义的道路。6月间，程潜在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送的“备忘录”中，表示愿意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国共和谈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中共方面认为，应极力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湖南问题，“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长沙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广州政府。毛泽东、朱德在次日的复电中表示，赞同程潜所提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同时强调“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解放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明确提出“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49年6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在汉口宣布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省政府的组成人员，黄克诚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王首道、萧劲光为副主任；王首道任省政府主席，袁任远任第一副主席，谭余保任第二副主席。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湖南实现和平解放。6日，陈明仁就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后中共中央任命袁任远为副主席。19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改由萧劲光任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任副主任。29日，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程潜任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唐生智、萧劲光、王首道、陈明仁、仇鳌、金明、唐星、唐天际、李明灏、周礼、袁任远为委员，李明灏、段梦晖分任正副秘书长。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是中共联合其他各方爱国人士组成的维持过渡时期湖南地方军政的政权机构，其基本职能是“领导完成支援解放战争，整编起义部队，正式建立人民政府，为建设人民新湖南而奋斗”。

1949年9月，中共方面对湖南国民党起义部队进行第一次整编。整编后部队建制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副司令官李觉、魏镇、傅正模、唐生明、王劲修，参谋长李觉（兼）。11月，湖南起义部队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12月，经过第二次整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的建制列入第4野战军序列，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际任政治委员，方正平任政治部主任，杨焕民任参谋长。中共在湖南起义部队正式改编后建立了各级政治机构和政治委员制度。1950年4月1日，湖南省临时政府结束，成立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副主席袁任远、唐生智、程星龄、谭余保。同年10月15日至25日，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952年12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经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届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程潜任主席，金明、袁任远、唐生智、程星龄、谭余保任副主席。中共借助军政委员会这一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过渡机构逐步实现了在湖南接管建政的目标。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即设想以更为和缓与宽让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解决绥远问题采用“绥远方式’：，即争取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站在中共方面，或者保持中立，经过一定时间后进行改编，并逐步使国民党统治地区实现解放区化、国民党军队实现解放军化。照此原则，中共中央华北局与傅作义方面就绥远问题进行谈判，6月8日在北平签订《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简称《绥远和平协议》），绥远和平解放的道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根据绥远形势的发展，中共方面对绥蒙区党政军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5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命令野战第8军与绥蒙军区合并，改为绥远军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为政委。6月中旬，中共中央华北局指示将中共绥蒙区委改为绥远省委，高克林任书记，苏谦益为副书记。6月13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绥蒙政府改为绥远省政府，杨植霖任主席，奎璧任副主席。7月25日，中共中央考虑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拟由傅作义任主任，邓宝珊、高克林任副主任，以便统一解决绥远问题。时至8月下旬，湖南程潜、陈明仁的起义已经走在绥远前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亦开幕在即。而身为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的董其武却控制不了绥远的局势，起义迟迟不能实现。值此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委托傅作义亲赴绥远解决有关问题以尽快实施中共的方针。9月19日，董其武领衔发出起义通电，宣告绥远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中旬，为使中共中央制定的统一绥远问题的方针尽快付诸实施，中共绥远省委拟定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组织纲要（草案）》《绥远军政委员会当前工作要项及步骤》等文件，界定“绥远军政委员会为绥远军政之领导机关，有指挥部队及领导省政府之权”，暂归中共方面华北军区指挥及华北人民政府领导。中共中央华北局初步提议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主任傅作义，副主任高克林、董其武、孙兰峰，委员傅作义、董其武方面10人，中共方面7人。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刘万春、张钦、荣祥、袁庆荣、安春山、王克俊、阎又文、于存灏、张濯清、姚喆、杨植霖、苏谦益、裴周玉、潘纪文、奎璧、杨叶澎为委员。27日，绥远军政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是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新解放区的政权组织形式，其总体任务是：“使绥远地方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绥远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人民解放军”，“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有计划有步骤的建设人民的新绥远”。31日，中共方面的绥远省政府同董其武的绥远省政府合并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中共方面的绥远军区同董其武的绥远指挥所合并为绥远军区。绥远军政委员会的管辖区域为：前绥东解放区10个县，原属西北解放区之伊克昭盟解放区全部，以及董其武所领导的绥西地区，共计2个盟、18个旗、22个县、3个市。绥远全境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

根据中共与绥远国民党军政人员商定，按照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的番号，1950年4月，绥远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第37军和骑兵第4师，及2个暂编骑兵旅、1个独立骑兵旅。12月，第36军、第37军和骑兵第4师组成第23兵团，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归华北军区领导。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绥远省人民政府领导成员，董其武为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为副主席，张如岗等22人为委员。1952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兼任绥远省主席，苏谦益为副主席。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中共终于实现了绥远军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的历史任务。1954年3月，绥远省建制撤销。6月，绥远军政委员会结束历史使命。

类似与湖南和绥远解放初期的政权组织形式，1949年9月，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12月，云南省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

从总体上来看，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中，中共在湖南和绥远等地方设置的军政委员会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只是在部分省份，主要是和平解放的省份维持过渡时期军政的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政权机构，其着眼点在于通过与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和各方面民主人士的合作，以和平的方式接管建政，整编国民党起义部队和取消国民党政权机关，逐步使国民党军队实现解放军化、国民党统治地区实现解放区化，最终建立由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新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