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9年10月，新中国已经走过了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60年历程，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东亚病夫的古老国家发展为今天世界战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在人15由1949年的5．4亿增长到2009年的l3．3亿的情况下，人均GDP从70元左右增加到26000元左右，60年里增加了370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这些都是在中国人均资源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样的成就究竟是怎样取得的?这已经成为今天国内外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l999年，笔者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一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在新中国诞辰60年之际，笔者主持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2010年1月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在主持修订时，笔者对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历史重新进行了思考，有些思考已写入书中，有些思考则还没有能够在书中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成文，与专家学者作一个交流，以期得到指正。

一、应该从二百年的现代化历史看这六十年

邓小平曾经说过，到21世纪中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的时候，我国就可以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上实现现代化了。按照我国现在的发展势头看，这个目标应该说是可以甚至略微提前达到的。这样看来，从1840年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遭受侵略到实现现代化，将用200年的时间。如果将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史，放到这200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去考察，视野也就更宽，认识也就更深刻了。

从200年看这60年，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就会更加清晰，对这60年的成就和失误的判断也就更加准确了。

第一，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在西方经济学里，一般没有将社会革命纳入研究的范围，马克思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创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史，如果不研究此前的社会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它。不看前l00年，就不能正确理解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为什么会将国家安全放到首要位置，从而就不能很好理解新中国为什么要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样的，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制度变革的深刻性、参与者的广泛性，就不能理解新中国前30年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会在经济建设中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会特别强调精神激励。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激励往往是经济发展中成本最低的手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参与的革命，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理应从经济上补偿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了解这一点，才会了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低收入和高积累的30年里，中国要实行彻底和平均的土地改革和抑制私营经济，为什么经济制度和政策的选择只能是共同富裕的公有制，而不是导致贫富分化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

第二，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在1840年以来长达100年里，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动荡中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即尚处于传统生产力水平上的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一个社会精英集团带领他们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也始终肩负者这个伟大使命，因此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就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在这里，由于中国人口多和底子薄，积累能力极低，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重大决策上，60年里始终面临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而且经常是面对两难选择，例如：关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城乡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等，都要权衡利害，因时制宜地制定制度和政策以及随时变革，不能照搬国外经验和胶柱鼓瑟，这也是6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和政策变化频繁的根本原因。这里有不少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例如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关于工业化中的“大仁政”与“小仁政”的论述；陈云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思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两个“大局”的思想；胡锦涛提出城乡关系的两个阶段和用科学发展观取代GDP至上的思想。这些思想和政策的得失、意义，往往需要从200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才能看清楚。

第三，新中国前30年与后70年的关系。从世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看，即使率先实现工业化的第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虽然可以依靠对外掠夺资源，但是仍然在国内对工人阶级实行残酷的剥削以加速资本积累。而新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从外部掠夺资源和积累资本，国内的人均收入又极低，尚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因此，不管采取哪种制度和方法，都不可避免有一个生活困难的阶段。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经济学家称：“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在她的资本蓄积初期，人民生活之必须压低，是不能避免的，这对于生活程度已经非常低下的人民，是一种极其痛苦的事。”新中国前30年，实际上就是这种资本蓄积的初期。只不过中国在这个时期，是实行了全国人民共同压低消费的“平均主义”方式，以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教育、医疗卫生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的60年，来看新中国的100年，就会更加明白这个高积累的经济发展阶段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后来发展所必需的。即使到今天，由于我们的工业化尚未完成，我们仍然在实行高积累的政策，扩大内需l3年来“雷声大雨点小”就是证明，只不过这种高积累是通过市场之手而不是政府之手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