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思想的宝库中，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占有重要地位。它回答了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落后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和国家，怎样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问题，成功地指导了新中国的建立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今天，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弄清楚它怎样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清其存在的局限，不仅可以从中体会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且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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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独特创造，并得到了学术界普遍认可。但是它到底是以马列主义的哪些理论为指导而创立的，又似乎并不那么明确。因此，要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就有必要对马列主义中的相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理论接受和运用的历史，进行梳理。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有一个了解和接受的过程。据现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资料，可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形成时并没有传入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阐述“跨越论”的著作传入中国比较晚。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收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文）第一版书目记载，最早的中译本是登载在《经济周报》1954年第2期上的王士章译《马克思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1877、10—11），其次是登载在《史学译丛》1955年第3期上的张广达译、何许校的马克思：《答维·查苏里奇的信和草稿》（1881、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1893年2月24日）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1月上半月）的中译文则分别出自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963年版）、38卷（1972年版）、22卷（1965年版）。因此，客观地说，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创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时，应当是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的。。传入中国并对毛泽东创造新理论产生指导作用的，是列宁关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以及新经济政策思想。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在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误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了《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两个必然”，即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同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破败、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普遍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万恶之源，看做是人类误入的歧途，更加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主张立即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选择通过1920年开始的社会主义论战得以强化。在论战中，反对实行社会主义的张东荪、梁启超，认为实行社会主义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前提，中国并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困，并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方在发端”，资本主义经济“方在萌芽”，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不应该消灭，而应该发展。他们的上述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但由此得出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结论，则是错误的。早期共产党人在论战中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的实业救国论，主张革命救国是正确的。因为不用革命手段推翻反动统治，就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把资本主义完全看做坏东西，看做是人类误入的一条“错路”，进行道义上的声讨，并在中共一大纲领中确定直接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中共在实践中很快感到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行不通，于是在二大上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确定革命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当时对两个革命的关系还不能正确认识，对民主革命的前途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结局自然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4~115页）。无产阶级要经历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时期，待自己的力量壮大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中发展得很大，民主革命胜利后就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认识，前一种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模式。这种“二次革命论”对中共在国共合作中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上的消极影响是显见的。后一种则照搬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在民主革命后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
　　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中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取得初步进展。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思想，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彭述之、邓中夏等，对国民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政权性质和社会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政权性质上，普遍认识到革命胜利后，既不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应当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独掌政权。瞿秋白提出应建立真正平民共和国。毛泽东将其表述为“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在经济上肯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陈独秀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国民革命成功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 其中主要“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答沈滨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向导》第171、193期，1926年9月25日、1927年4月6日）上述思想虽然并不完全准确，也因为大革命失败而没能实践，但它在中共对民主革命的前途，即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和国家、怎样建设这个国家的探索中仍有重要的价值。
　　新经济政策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就已传入中国，而列宁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才传入中国的。对毛泽东创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最早的中译本是1929年由上海中外研究学会出版、陈文瑞翻译的，当时书名为《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最早的中译本是1927年由上海浦江书店出版、吴涼翻译的，当时书名为《“左派”幼稚病》。毛泽东最早看到这两本书，是1932年4月据彭德怀和吴黎平的回忆，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方面的书，包括一些马列著作，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得到这些著作后，如获至宝，反复认真阅读，吸收对中国革命有益的思想。他不仅自己用心攻读，还郑重地把列宁的这两本著作推荐给彭德怀。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后来又收到了毛泽东寄来的《“左派”幼稚病》，并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指《两个策略》——笔者注）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3页。从彭德怀的回忆中，我们虽然看不到毛泽东读这两本著作关注的具体内容，但可以看出毛泽东是非常看重这两本著作对中国革命的价值的。从博古1933年4月15日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中，也可以看出《两个策略》中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思考在建立了政权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找到了落脚点，开始了政治路线和策略的转变。在指导实现策略转变和进行抗日战争、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特别重视列宁的这两本著作。他非常注意吸收列宁的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辩证统一的思想，以及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特别是《两个策略》中包含的对资本主义在落后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被毛泽东接受，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让资本主义广大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创造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的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