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龚育之交往追记

　  老中宣部的同志都习惯称龚育之为“老龚”，我也喜欢这样称呼他。这样，自然、亲切。

　　我知道老龚的大名，还是在1964年我奉调中宣部工作之前。那时，中央正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摘帽”“加冕”，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改称“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一天，我在旧书店游逛，发现有一本龚育之编译的《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其中讲到接受科学技术遗产，团结教育旧科学技术专家；培养工人阶级科学技术专家；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先进科学技术；对科技工作和科技专家的关怀、鼓励和帮助。当时觉得这本资料书于我有用，就买了下来。这是一本旧书，只卖2角钱。

　　我到中宣部工作之后，才知道龚育之就在我的身边，原来他竟这般年轻，对他不禁肃然起敬。虽然他在科学处，我在教育处，不在一个处工作，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但单位不大，慢慢也就熟悉起来了。

　　老龚是中宣部有名的笔杆子，大秀才。他参与了调整时期《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高教六十条》以及部领导许多重要讲话的起草，部里许多重要工作也都有他参加。中宣部有条纪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自己做的事不能对别人说，别人做什么你也不要问。但有些事情是瞒不住的，如老龚他们起草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即后来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看到他们从中国科学院、人民大学借调了好几位同志来中宣部一起写作，这个“秘”自然就很难保得住了。

　　同社会上许多人一样，部内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当时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非常反感，觉得说吴晗写“退田”、“平冤狱”是影射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单干风”、“翻案风”，并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太恶劣了。周扬主持，由老龚他们执笔的署名“方求”的文章，虽然在当时情势下，也不得不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不像姚文那样简单粗暴，没有硬说吴晗主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文章引用了列宁很长的一段话，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本来要到的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房间”，“也是社会主义的房间”；这走进了的另一个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这样，既与当时的批判口径相一致，上到了“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纲上，又不否认其本来要进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房间”的主观动机。我们当时读了，觉得很新鲜，有说服力；社会上很多人也认为这篇文章是说理的，不像姚文那样蛮横。“文化大革命”一来，这篇本是批判吴晗的文章反遭批判，被说成是对吴晗“假批判真包庇”，是同姚文元的文章“唱对台戏的大阴谋”。其实，方求文章还是真批判，不能说全是假批判，同姚文唱的也还是同一台戏，只不过是比较起来还讲点道理，还与人为善，不是那样凶神恶煞，无限上纲。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的写法就同姚文元们那套极左的做法区别了开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对立了起来。在那个极左思潮狂飙突起，暴风雨骤然来临的时刻，方求文章真可谓煞费苦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姚文的抵制，显示出了智慧和勇气。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宣部被诬为“阎王殿”，部长们被诬为“阎王”，处长们被诬为“判官”，称之为“黑帮”。老龚不是领导干部，只是一名干事，但就因为他干的工作多，表现突出，也被打入了“黑帮”的队伍。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谁做的工作多，谁的贡献大，谁的“罪行”就大，谁就得受到批判和冲击。以一位普通干事而忝列“黑帮”行列，今天来看，是对他在中宣部工作中所处地位和所作贡献的认定和评价。那不是他的耻辱，而是他的光荣。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一条大“罪”是参与了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有关工作，他因此受到严重的错误的批判，后下放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在“砸烂”“阎王殿”的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他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联系实际，深入思考，从思想理论上为他在新时期进入新境界，作了充分的准备。

　　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老龚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重要文件的修改。这是他在《二月提纲》之后，新时期到来之前，所参与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此时的老龚48岁，正当年，在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方面，进入了他一生的全盛时期。他对新时期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大功的，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研究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我在同他的接触中感到，他自然科学的功底很深，又精通哲学和历史，学贯两科，使他思想深邃，见解独到，极富创造精神。像他这样，在长达数十年中，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方面不断地让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放出光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地作出新贡献，在党内是非常难得的。

　　新时期，我同他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同他一起参加过一些中共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如《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关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若干意见》等，在日常工作中也有所接触，得以有幸向他学习。

　　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这一部分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中国和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一方面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只有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而不是用僵化观念来裁判生活，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两者统一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新时期党的文献中较早系统论述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性的论断。这段经过反复修改、锤炼和完善的文字，凝聚着老龚的智慧和心血，当然也有其他同志的劳绩。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把稿子送到他手上时，最后一句话只有“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而没有“创造的观点”。“创造的观点”是他在修改时特意加上去的。我觉得他加得好。发展固然也包含有创造的意思在内，但毕竟不够鲜明，经他这么一改，创造精神就异常醒目地凸显出来了。他在这个决议起草中在思想理论方面的贡献很多，当然远不止这么一点，但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智慧和创见。

　　《关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若干意见》，我是起草者之一，老龚是起草组的顾问。记得他曾提过一条重要意见，说要写上发挥文艺的批判功能。根据他的意见，文件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需要对革命和建设及一切美好事物的热忱歌颂，也需要对丑恶、腐朽事物的鞭挞，目的和基调都应该是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暴露黑暗”问题，充分发挥文艺的批判功能，是新时期我国文艺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要经验，老龚的提示非常正确，符合辩证法。

　　1988年11月，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举行。这一年5月，老龚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写了一封信，托我转呈。胡启立时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是该小组秘书组副组长，当时正在参加文艺文件和文代会祝词的起草工作，是文件起草组同上面的联系人，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老龚觉得让我来办理此事比较合适。他在信中说：“今年秋天要开文代会，文联改选，周扬现在仍是文联主席，这次当然要改选他人。可否就此换届改选的机会，对周扬一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作出贡献，给予恰当的、肯定的评价，以某种较为郑重的方式，作出表示？就周扬一生来作总的评价，我想不会有多大的争议，而从文联改选提出此事，又比较自然。我觉得，做这件事有好处，比等到周扬同志逝世后再做好些。”9月，他再次上书胡启立，建议就此文联换届之际，对周扬几十年来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中国文联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示敬意，并重申在文联换届时提出此事比较自然，从总体上对周扬一生的贡献作肯定评价，也不致有什么争议，现在讲一讲，比日后到追悼会上去讲要好。老龚两次上书，可谓执着。周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当时没有人敢于提出在文联换届时对周扬一生贡献作出肯定评价的问题，老龚出以公心、良知和善意，仗义执言，一再申述。胡启立对来信十分重视，在文代会前夕，到病房探视了周扬，还有冰心。老龚的建议未能如愿以偿。我却再次看到了他的正直、坦荡和胆识，领略了世事之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