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是20世纪40年代，由毛泽东倡导并亲自创立的。时至今日，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风雨历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共党史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目前，全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党校、党史和社科院等部门。他们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推出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已经有不少人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在各个领域的进展和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和综述，这里不再讨论。下面仅就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设立后，高校党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学术界尤其是中共党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的增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但客观上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和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重点，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所进行的艰苦实践和理论总结，深入研究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其研究范围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和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中共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本学科的重大理论前沿问题。而这些内容原来都属于党史研究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中共党史一样作为二级学科，必然会影响到党史教学，并使研究队伍分化和研究领域重心转移。从目前高校研究队伍的情况看，一些原来从事党史、革命史或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教学和研究的教师，现在改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而原来从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或邓小平理论课的教师在教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从知识结构的完善和优化的角度来说，这两部分教师都有一个需要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需要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著作；也需要深入了解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对于这些问题，党史学科还需不需要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党史专业的教师和学生还是应该继续进行而不能放弃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不仅是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更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中共党史学科也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能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但研究内容是没有区别的。中共党史学科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研究，比如从历史的角度、文献的角度、党史人物个人的思想理论贡献的角度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可能是更为深入或展开的具体的研究，也可能是更有价值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

　　过去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主要是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的。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历史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出版了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历史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就目前研究的状况而言，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八大以及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而对遵义会议之前以及从八大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两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相对薄弱。从整体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成果甚少。这就为我们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其形成发展从什么时候开始，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目前学术界的认识还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有的认为应该从党的建立开始；还有的认为应该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开始。具体的阶段划分也不尽一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经过了几个历史阶段，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历史阶段的划分等等都需要作深入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以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有了科学的态度、是否有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认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具体的阶段划分，我主张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创立前后到遵义会议之前，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阶段。这个阶段的探索，包括了李大钊和毛泽东在内、大多数党的早期领导人都参与了。这个阶段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遵义会议到中共八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阶段。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的阶段。第三阶段从中共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阶段，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阶段。第四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阶段。这个阶段，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四个阶段的研究，目前还很不平衡。其中，第一阶段的研究和第三阶段的研究相对薄弱。第一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框架下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成果，有许多问题现在还少有涉及。比如，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培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等等。第三阶段更涉及怎样评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生平、事业和思想，怎样更加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等具有很大研究难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整个党的历史的研究。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过去主要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框架下进行分别研究。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决议后，学术界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有分量的成果。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中共十五大后也有了相当的进展，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共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我们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新的视域。当前，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结构的研究。目前已有的一些成果，还没有深入到这一理论体系内在逻辑关系的层次中揭示其框架结构。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其内容框架应包括：理论基石、基本路线、战略布局、实践主体等几个部分。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伟大事业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的理论创新。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几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四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从理论体系自身的实践性与时代性、严整性与开放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等方面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