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风起云涌、潮起潮落的“革命中国”；百年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血雨腥风、可歌可泣的“中国革命史”。近代史上的中国革命包括中共革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可谓渐行渐远，淡出了一些人的视线，甚至有人指出： 20世纪中国史研究已有“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事实的确如此，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中共革命，除了舆论宣传以外，在学界都发生了由热变冷的趋势。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一是长期以来革命范式严重地削弱了革命史研究的学术性；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经济建设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社会现实自然也会影响学者的研究取向。除了以上两点，还可能与前些年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论有关，或者说这一提法加剧了革命史弱化的倾向。“告别革命论”的核心观点是：历史上中国革命包括中共革命虽然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和作用，但并非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发展道路还有其他可能性；革命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是错误的，改良和建设才是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途径。在笔者看来，从理论上分析，改良与建设比暴力革命的成本要小，所以在今后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的确应当注意和避免暴力革命，至少不可轻言革命。但“告别革命论”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暴力革命非爆发不可之时，是否仍然说它是不合理的或者是错误的?二是中国革命是否就不是历史的必然，必须经过深入的研究才可以下结论而这点显然“告别革命论”者没有做到。三是“告别革命论”者特别突出了革命的“巨大破坏”，而对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作用仅是蜻蜓点水，缺乏深入的研究。以上三个问题，难免给人造成价值判断大于实际判断的印象。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有些人没有认真阅读乃至没有读过《告别革命》，就人云亦云，或者不着边际地批判一通，或者附和“革命破坏”论，进而情绪化地厌恶乃至反对革命史研究，这也许是“告别革命论”带来的更大问题。其实，“告别革命论”尤其是附和者忽视或违背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即：革命不全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不是革命该不该发生，而是革命已然发生，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场革命的问题。换句话说，革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对象是什么，怎样进行，如何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这才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站在21世纪的伟大时代，笔者认为不仅不能削弱中国革命史研究，而且应该加大革命史研究的力度。这里笔者只是就中共革命史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为什么要研究中共革命史，传统革命史研究有何问题，应该从何处突破?诸此都应给出较之以往更有信服力的理由和解决方案。

　　一、中共革命史研究必要性之多元思考

　　以往学者似乎都这样认为，中共革命史研究就是为了说明中共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论证中共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这一认识，当然有其充分的理据，其理论意义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如果仅限于此，就有些老调重弹，并多少降低了中共革命研究的重大价值。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应该从其他角度进一步挖掘其学术意义，以下三点或可作一补充。

　　第一，中共革命是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学术价值。

　　历史发展的进程蕴涵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相应的历史学者的研究内容也就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也就是说，凡是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尽管如此，它并不意味着所有历史现象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那么，如何判断历史研究对象价值之高下呢?其中关联的因素相当复杂，更可能是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应该首先考量的，这就是孟子说过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也就是说，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观察历史的重大转变，看研究对象是否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核心问题，看它是否影响或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走向和历史命运。如果是，那它就是研究价值极高的问题，从而最值得历史学者的关注和探讨。道理很简单，关键问题搞不清楚，其他一切则无从谈起。

　　也正因为此，历史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不断思考哪些才是最有价值的领域和问题。按照上述标准衡量，这样的领域应该很多，也许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能够说明，即中国通史类教科书所展示的多是此类问题。在这里面，中共革命就是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领域和问题。在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风云中，中共革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影响乃至决定中国历史走向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与核心问题。不仅如此，透过中共革命，还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特性，包括苦难、矛盾、传统和变化。对于这样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演变。相反，如果忽略这样一个重大领域，中国近代史的最终结局将很难解释。

　　问题是，当今中国史学界似有忽略重大历史课题而趋于枝微末节的“碎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成果不断涌现，似乎已有从历史学边缘走向中心之势，这一形势颇使社会史学者骄傲乃至自满。在笔者看来，社会史研究的蓬勃景象固然可贺，但如不居安思危，所谓中心可能很快沦为边缘。近几年史学研究“碎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它主要指的就是社会史研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土民情无所不包，有的甚至一味逐新猎奇，完全失去了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这一倾向，在年轻一代学者身上表现得尤其严重，似乎忽视主流，追求边缘成为一种时尚。倘此趋势继续蔓延和扩张，人们对中国社会长期趋势和重大问题的了解将愈益模糊，深陷一堆乱麻而不能自拔。

　　其实，社会史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本不应限于以上所谓下层“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而是可以研究几乎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譬如以往被视为上层的政治制度、政治事件都可以从社会史视角进行研究。按此理解，中共革命也并不是一个传统中共党史、革命史才可研究的范畴，而是可以将革命与社会结合起来、用社会史方法进行考察，从而避免大而化之和深陷末节的两极弊端。

　　第二，中共革命在世界民族革命史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具有可资比较的典范和借鉴意义。

　　以上主要是从中共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所作的阐述。实际上其意义还不完全限于中国历史，中共革命还是世界民族革命的典范。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世纪，“震撼全球的绝大多数革命运动发生于因国际因素而起变化的落后的农民社会”。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历史的舞台之上，亦即属于这个全球落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革命进程中，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取得全国政权这一历史性事件最为绚丽夺目。在上述宏阔的历史背景下，中共革命就不应仅仅理解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革命，而是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员，它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和塞尔登所说，中共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重要的，对一切试图了解以‘中国革命’而闻名的这一重要运动的人，对一切试图理解出人意料地发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工业化农业社会的这场本世纪震撼世界的革命的人，都是极其重要的”。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革命相比较，中共革命的确有自己的特点。比如革命的背景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苦大众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也都有共产党组织，但革命获得成功的却很少。在几乎相同的背景下，中共革命却获得了胜利，由此可见有其特别之处。又如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战争曾成为俄国、法国等地革命的酵母或为革命创造条件，但是在一场持久的战争中被中共动员起来的乡下人和游击队与强大的日本 (陆军、海军和空军)作战，不能不说是中共革命的金字招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战争期间，一般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十分便于从战时民族主义中获益，二战中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都是如此。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形，抗战爆发后，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战时无政府状态”中，得益者不是处于统治地位、受国际承认的国民党而是处于敌后游击区的共产党。也就是说，从外国侵略和被侵略国家民族主义兴起这个角度无法解释抗战时期中共革命的发展，共产党之所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主要不是日本侵略导致的农民民族主义的加强，而是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社会经济政策。再如革命的武装组织，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武装组织所取得的经验，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安哥拉、柬埔寨、萨尔瓦多、秘鲁等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诸此种种，都体现了中共革命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