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49

——父母黄琪翔、郭秀仪的“人生之路”

　　1949年是受尽列强掠夺蹂躏的中国人民终于昂首挺胸的一年。

　　1949年是我的父母经历了多少日月的探索和追求，忍受了无穷无尽心灵的悸动与煎熬，最终跨入了划时代的一年！

　　1947年，我和二哥将离德赴英求学，临行前母亲郭秀仪把我们叫到客厅。父亲黄琪翔告诫我们说：“命运既已把你们送到了这个美好却又残酷的世界，那么就勇敢地肩起生活的十字架，去探索那人生之路、民族之路、国家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任重而道远，奋斗吧，孩子们!”

　　这是父母对我们的殷切期望。而他们几十年来，何尝不也是以此明志，砥砺自勉。

　　从父亲踏进“保定军校”的第一天起，他就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富强而奋斗”。

　　北伐时期，他运筹帷幄，所向披靡，由团长而师长。29岁更从师长晋升为威名远播的北伐军主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铁军)军长(叶剑英为参谋长)。

　　大革命失败后，他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独裁者的真面目。1933年11月参与了以李济深为首的反蒋活动，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事败后因遭蒋介石通缉，流亡海外。

　　父亲是在1931年结识母亲的。母亲端庄秀丽、聪明睿智。她慧眼识英雄，对于众多百般追求的王孙公子、富家子弟不屑一顾，偏偏爱上了正被当局通缉、生死悬于一线而又几乎身无分文的父亲。交往中，父亲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和远大抱负，使母亲在爱慕之中更产生了敬仰之情。

　　父亲流亡德国后，写信向她求婚；母亲不顾家人反对，远渡重洋，只身前往柏林。二人终于在异国一间简陋的房子里，结成了永志不渝的夫妻。他们共结连理的消息，成为一时之美谈。

　　从此母亲不仅成为父亲的贤内助，也是他风雨同舟的最亲密战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他们决定立即返回祖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

　　八年抗战期间，他们未曾一刻离开过炮火连天的战场。

　　父亲部署并指挥了上百次大小战斗和战役，重创敌军，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44年，他和卫立煌将军统率的中国远征军，在盟军的配合下，经过6个月的血战，全歼日军精锐5万余人，收复国土两万四千平方公里，取得了抗战时期的伟大胜利。

　　母亲和父亲并肩战斗，冒着日寇的枪林弹雨，率领十一集团军妇女工作队出生人死抢救伤员，并为战区民众送医施药。27岁的她，与宋美龄、邓颖超等妇女界知名人士创建并领导了“妇女抗日救国委员会”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日烽火中，为孤儿募捐，拯救、收容和培育了战争难童3万余名。

　　抗战胜利后，父母双双荣获了中国最高奖励“抗日战争胜利勋章”。父亲还荣获了另一最高奖励“青天白日勋章”以及美国最高奖励“自由勋章”。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当时摆在父母以及所有中国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反蒋”或者“反共”，绝无第三条路。

　　抗战期间，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父母暂时放弃了“反蒋”立场，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但他们却不是蒋的嫡系。他们与共产党过从甚密，却又从未加入过他们的阵营。

　　如今两条“人生之路”摆在面前，何去何从?他们举棋不定，犹豫不决。

　　权衡种种，他们终于走上了第二条路——跟着毛泽东走。

　　1949年8月，父亲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怀着一颗久离故国的赤子之心，抱着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奔向北平。

　　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的一次午餐会上，父亲忽然感到有人在注视着他。他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朝自己走来。

　　“琪翔同志，你好啊!”周恩来的手强而有力，胳膊左右大幅度地摆动着。

　　“您好!周总理，您好!”父亲激动地说。

　　“欢迎你回来啊。到北京不少天了吧，我这才向你表示欢迎，实在太晚啦，真是对不起啊!”

　　“您太客气了!”

　　“不是客气。几十年老朋友，我怎么会跟你讲客套话?你也一样，不要总是‘您啊您’的，太生分了!”周恩来开朗地笑道，一边请父亲坐下，“这些天实在太忙，抽不开身，没能登门拜访，老朋友不会见怪吧。”周恩来斟了一杯茶，递给父亲，自己也倒了一杯，“酒逢知己千杯少。这里没有酒，就以茶代之，聊表寸心吧。欢迎你，琪翔同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