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旬,我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介绍,代表《大刚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的采访。这是我在前半生新闻工作经历中,最难以忘怀、最值得纪念和最令我感奋的一次采访活动。当时,从武汉去北京参加采访的记者只有我一人。因此,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责任也非常重大。
到了北京后,听说原先在国统区工作过的记者要参加政协会议与开国大典的采访,均需进行政治审查,并需有四位政协委员的证明,才能取得“采访证”。于是我就请田汉、范长江、张难先、李书城(后两位均为湖北耆老,建国后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任农业部部长)四位为我作证明。他们过去都对我有些了解,为我进入采访工作打开了一扇大门。
亲临大会现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l949年9月21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的,会期10天。当时参加会议的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还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各少数民族和华侨的代表,另有一部分爱国人士,总共有54个界别、634名代表出席。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最广泛、最具有代表全国人民性质的盛会,在这10天会议中决定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事宜。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在主席台上,以意气风发的神采,以响彻云霄的声音,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当时,全场人员都站了起来,像山洪爆发似的一起欢呼“万岁!万岁!”掌声长达数分钟,有的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有的人喉咙叫得嘶哑了。这种充满激情的场面,让我这个记者感动得无以名状。
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确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以及体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治组织法》等四个决议案。会上还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和国旗;决定以北平为国都,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还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同时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等6位为副主席等。
会议确定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
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是当时区别于l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而临时命名的,当年9月17日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确定筹备会成立6个工作小组。其中第6小组的任务就是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的方案,组长为马叙伦,副组长为叶剑英、沈雁冰。小组一开始就向全国征集有关内容的设计方案和稿件。后来国旗征集到近3000个图案稿,国歌征集曲谱稿600余件,歌词稿近700件,国徽图案稿900多幅。1949年8月20日,马叙伦、沈雁冰在小组会上说,国徽的征集稿中尚无满意之作,是否提请先讨论国旗与国歌的草案,国徽则留待以后再说。接着小组对征集稿进行了讨论和筛选,准备再提到政协大会讨论。所以,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有关国旗、国歌的正式讨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关于国旗设计的讨论
当时征集到的国旗设计方案,大体有两种类型:一是像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国旗的基本图式,尽管各具特点,图案繁多,但大多数是采用不同颜色的横条条纹中镶以特殊的标志而成;二是像当时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旗基本图式,即以大红为基色,在上角镶以不同标志而成。两种类型的设计都采用了黄色五角星以显示共产党的领导。在众多征集的图案中通过挑选,最后比较集中讨论了三个图案:一是红底,上中有一颗黄五角星,星下有一条横贯旗面的黄杠,红色代表革命胜利,黄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黄色横杠象征中国文化的黄河;二是像原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中的“白日”换上一颗黄星;三是用几颗黄五角星镶在红旗上的图案。
在讨论中,毛泽东最初比较欣赏第一种图案,但戏剧家洪深首先提出不同意见,接着一些委员也赞同洪的意见,毛泽东就不坚持了。何香凝等同意第二种图案,认为第二种图案表现了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的继承性而又有新的特点,但多数人不同意,因而未引起更多的争论。田汉提出是否由上海一家企业的职员曾联松所绘的图案征集稿为基础进行讨论。这个图案也是以红色为基色,左上角绘有四个小黄星围绕一个大黄星,大黄星中有镰刀斧头。征集稿中说,四个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黄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大家就此图案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将大黄星中的镰刀斧头删去,作为国旗图案的选择。但邵力子提出要对国旗的文字说明作些修改,他说,“小星”这个名词不雅(小星在旧社会是妾的意思),引起哄堂大笑。周恩来立即机智地起立发言说:“在文字上把五角小星改为小五角星”,另外把“四个小星围绕一个大星象征几个阶级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一句改为“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他问大家是否同意,当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国旗的设计图案就此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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