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全国政协为了给家父——沈醉落实统战政策，把我全家从内蒙古调回了北京。当时，政协的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刚刚恢复，大批被封存了13年的文稿需要清查、整理、誊写。我刚调回北京不久，就非常幸运地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得知这一安排之后，我简直是喜出望外。因为“文革”前，我还在上中学时，就已经对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及深远的意义了解得很清楚了。我觉得，这项工作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份职业，而且是自己后半生都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

　　1962年初，家父被安排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不久，刚刚初中毕业，在湖南长沙考上了高中的我，在党和政府的关照下，也来到了北京，并被分配到北京女六中上高中。此后的三年里，因为家父的关系，我常常到政协食堂吃饭；到文史专员室休息或做作业，不仅跟当时的文史专员杜聿明、宋希濂、溥仪、杨伯涛、周振强、郑庭笈、王耀武、李以劻、溥杰、范汉杰、罗历戎、董益三等都非常熟悉；而且还常常去白白胖胖慈眉善目的文史委员会主任申伯纯家去串门。因为申老家与我家同住在西安门西黄城根，两家只隔着四五个小院。在与这些老人的接触中，我对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了解得越来越多。

　　周恩来总理交给沈醉等人的任务

　　听申伯纯老人说，l959年4月底，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一次会议闭幕的当天，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举办的茶话会上提出了创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倡议。因为当时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年过花甲的非中共人士。周总理让大家把亲身经历的史料留下来，传给后人。他说：“在座的都经历了四个朝代：清代、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自清末戊戌变法以来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周总理还一再强调说：“新的东西总是在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隔断历史……”周总理的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委员的热烈支持。l959年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历史学家范文澜为委员会主任，申伯纯为副主任，负责具体事务，主要是征集、研究、编辑出版文史资料。

　　1961年3月1日，周总理亲自安排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溥仪、郑庭笈、周振强、杨伯涛等第一批特赦人员到文史委员会任文史专员；第二年又安排我父亲和李以劻、范汉杰、董益三等到那里工作。他们工作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写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二是阅读、审核其他人写的、而他们又了解情况的稿件。这项工作给了他们一个发挥余热的舞台，对他们而言真可谓是人尽其才，适得其所。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周总理会考虑得如此周到，对他们会如此的关心、爱护。几乎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对这项工作非常满意，对周总理及党和政府感激不已，都决心努力工作，不辜负周总理对他们的关爱。

　　我父亲曾告诉我，写文史资料是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他说，1961年大年初七上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他们前两批特赦战犯时，周总理对他讲：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

　　陈毅副总理也在一旁叮嘱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写一点。不能像写小说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史料……

　　家父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指示和教诲都铭记在心，并付诸行动。他很快就写好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并在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作为内部刊物出版了。1962年，周总理再次接见他们时，对家父说：“你写的那本书，害得我看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主要是你讲了真话，吸引了我。”周总理还告诉家父说，他以前对戴笠的情况也了解一些，但还是有好多事情连接不上。看了我父亲写的东西后，他才恍然大悟……

　　周总理对家父文章的肯定，更坚定了家父写文史资料的信心。他常常是在白天上班时审稿、看稿；晚上，我在书桌上写作业的时候，他就伏在饭桌上写稿，后来陆续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的《军统内幕》等文章，大都是那个时期写成的。他把真实地撰写历史资料、“存史、育人”作为他后半生的奋斗目标。那时，他不但写自己的“三亲”史料，而且还帮助其他人写。如帮唐生明写的《我奉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帮洪范写的《我所知道的杜月笙》等文史资料。

　　遗憾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文史办公室被迫停止办公；申伯纯主任被批斗；家父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也被人贴了大字报，说他在宣传封建迷信。文史资料工作一停就是l3年，直到l979年才正式恢复工作。

　　文史专员们的认真态度

　　我由于有“文革”前对文史资料工作的了解，所以一听说自己被安排到文史办公室工作，就非常开心。当时的文史办公室主任董一博是一个统战意识很强，且非常通情达理的忠厚长者。他知道我曾经在外地当过会计，而且文史办公室也正在筹备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文史资料出版社正式成立；l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改名为中国文史出版社)，便打算让我担任文史资料出版社会计。在文史资料出版社正式启动之前，董主任让我在文史专员室帮着专员们誊抄稿件。因为“文革”前征集到的许多稿件被封存了13年之后，许多稿件纸张破损，字迹模糊、潦草，需要重新誊抄。

　　在那段日子里，我发现专员们对审稿工作非常认真，常常为弄清楚一个时间、地点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地查找资料，或找人核实。他们工作的认真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成为我以后审核、编辑《文史资料选辑》以及帮家父撰写回忆录时的榜样。在那段日子里，我也趁机阅读了许多文史资料，对那些“三亲”史料的兴趣越来越浓。在“文革”前，我父亲虽然写了不少文史资料，但我因为功课忙，很少阅读，对其价值也不甚了解。后来阅读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些“三亲”史料，确实是可以起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决不是小说、野史、杜撰的历史故事可以取代的。因此，对文史资料的喜爱也越来越深。

　　“张露萍七烈士沉冤大白”及“唐绍仪是否汉奸”史实澄清经过

　　特别是张露萍等七位革命烈士被平反昭雪以及参加了“唐绍仪史料研讨会”后，我更加认识到文史资料深远的现实意义。

　　1941年，张露萍、张蔚林等七位潜伏在军统电讯台的中共地下党员暴露后，被军统特务拘捕、杀害。父亲曾经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提到了此事。由于张露萍等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且没有档案记载，所以，解放后他们七人合葬的坟墓被钉上了军统特务的牌子。此事的真相，除了军统特务外，就只有与张露萍等同关在息烽监狱，后来装疯逃脱的中共地下党员韩子栋清楚。为此，韩子栋多次打报告要求给张露萍等人平反。由于没有档案依据，张露萍等人的冤案一直未能澄清。“文革”前，韩子栋每到清明节都去给张露萍等人扫墓，被怀疑他当年不是装疯逃脱，而是被特务故意释放，从而又被关押。“文革”中，贵州的造反派来京找我父亲写证明材料，要他证明张露萍等人是特务，韩子栋是叛徒。我父亲都坚决否认了，并拿出“文革”前写的文史资料为证。“文革”后，家父又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张露萍等人的事，直到叶剑英副主席听到此事后，才证实说，张露萍等人当时是由他直接领导的，并写了证明材料，张露萍等烈士才沉冤大白。

　　另外一件事是关于唐绍仪抗战初期被军统当成汉奸暗杀致死之事。唐绍仪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著名的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当政之后，他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寓居上海，玩玩古董，过着闲云野鹤般深入简出的生活。抗战开始后，日本人搞了一个“南唐北吴计划”，企图利用唐绍仪、吴佩孚的名望，组织一个伪政权。上海成为孤岛之后，唐绍仪把家眷都送到了香港，他自己依然住在上海。蒋介石担心唐绍仪投敌，便多次托杜月笙等人去劝说唐赶快离开上海。尽管唐一再表示自己决不会去当汉奸，但却没有离开上海。蒋介石即命戴笠派人对唐进行密切监视，必要时将其杀害。1938年9月28日，日本特务土肥原到唐绍仪寓所去跟唐绍仪谈了一上午。特务们怀疑唐与土肥原达成了某种协议，便于9月30日，由军统潜伏在上海的行动大队长赵理君等人扮成古董商，进入唐绍仪寓所，用小斧头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唐绍仪砍死后逃逸。事发后，张继、汪精卫等国民党元老都强烈要蒋介石追查凶手。因为蒋介石和戴笠都拿不出唐绍仪投敌、当汉奸的任何证据。所以蒋介石不得不答应追查凶手，并让林森、孔祥熙等颁发“褒奖令”，发给5000元丧葬费，把唐绍仪的事迹宣付“国史馆”。尽管如此，但戴笠和军统一些参与了此事的特务们，仍然称此次暗杀行动是一次干得非常“漂亮”的“除奸”行动，给唐绍仪扣上了一顶“投敌叛国”的汉奸帽子。多少年来，此事给唐绍仪的家人、后人都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改革开放后，唐绍仪许多在海外的后人，以及他的家乡——广东珠海的父老乡亲都希望得到一个准确的说法。l987年，珠海市政协文史办召集了一次“唐绍仪史料研讨会”，父亲由我陪同应邀前往。因为我父亲在1985年底，写过一篇《唐绍仪之死》的史料。证实唐绍仪确无“投敌叛国”之实，暗杀唐绍仪，完全是一种误会，否则蒋介石也不会让发“褒奖令”，发丧葬费。说唐是“汉奸”也纯属是军统一些人为了邀功请赏而制造的舆论。所以在“唐绍仪史料研讨会”上，我父亲一再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拿出台湾出版的雄良写的《戴笠传》中，关于暗杀唐绍仪的一段史料，进一步证实唐绍仪并非汉奸。与会者大都认同了我父亲的观点……

　　这两件事让我进一步认识到，文史资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还具有现实意义、社会意义，其影响之深远是无法估量的，是一项值得自己尽全力为之奋斗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