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正值十一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开幕前的紧张准备阶段，我一直没有时间收听收看新闻。晚间，夫人黯然地告诉我：起孟同志逝世了。我愣怔了半晌，尽管我知道起孟同志重病在床已经很长时间了，但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心理上还是很难接受。我对夫人讲：“起孟同志告别时，我们一定要去，把儿子也带上！”孰料，会议期间一直忙，有关部门亦因会议工作的紧张没有及时把向起孟同志告别的时间通知大家，竟使我们错过了最后见起孟同志一面的机会。起孟同志的人格魅力给人以巨大感召，我和沈晓昭、郭庶增、程宝荣等这些曾得到他关怀教育的同志一样，为错失向起孟同志作最后的告别而备感遗憾。

起孟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担任共和国人事部副部长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关于他从事民主革命、舍生忘死地同专制独裁进行斗争的经历，自有前辈们去回忆追念。这里，只记述我同起孟同志短暂接触中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几件小事。

1982年初，我们11个恢复高考后首届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在机关党组专门为我们开办的培训班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起孟同志。他为我们讲述人民政协的历史，说明拨乱反正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鼓励我们努力学习，献身人民政协事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这次见面，留给我的印象不很深，只觉得他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十分可敬可亲。

我们被分配具体工作后，由于当时机关党组办公室只有张一道一位同志，工作实在太忙，组织上决定把我临时调来协助一道同志。从此，我有了更多与起孟同志接触的机会。

“就叫我起孟同志”

1982年，起孟同志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和机关党组副书记。在党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我，他便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当得知我是大学毕业后才结婚，目前我爱人还是一个农业户口的民办老师时，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小鬼，不错！进了北京没有变心。目前你们夫妻分居是会在生活上存在一些困难，但这只是暂时的。你爱人一人在农村比你困难多，要多多关心她，勤写信！”当时，夫妻分居正在困扰着我，听到领导对自己的个人问题这么关心，感到分外温暖。最初的拘谨也自然地烟消云散了。

按机关的习惯，我很自然地称起孟同志为“孙秘书长”。但他很快纠正了我的称呼。他告诉我，党内有规矩，无论职务高低，一律称同志，“以后就叫我起孟同志”。

起孟同志是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党派的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起公”，也有的同志称“孙老”。但在中共党内，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与其他同志平等的地位上，即便是面对我这样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他也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姿态。

“同志”，多么崇高的称呼啊！从我懂事那天起，曾听到别人无数次地相互称“同志”，自己成年后，也无数次地称呼过别人和被别人称呼，但从来没有感到它原本具有的分量。但现在一位这么高级的领导同志坚持要称自己为“同志”，使我对“同志”一词有了更深的理解，也从这一要求中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有的崇高境界。

此后，我按照起孟同志的要求，从不称呼他的职务，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以“起孟同志”称呼，而他则称我为“振山同志”或直接叫我“小张”。两代人之间，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自然。直到若干年后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电梯门口遇到了他，我依然习惯地叫了一声“起孟同志”，当时在场的一些人竟以诧异的目光看着我，似乎在责问：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大没小？其实，这在当年的政协机关已经是一种风气，机关同志很少有人称呼起孟同志的职务，“起孟同志”就是他的“官称”，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感到当时上下级之间的那种平等亲切的氛围十分值得怀念。

几十斤粮票

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质生活远不像今天这么丰富充足。粮票，是我们这代人记忆最深刻的时代标签。

我18岁从军，当时部队的口粮标准是每人每月45斤，而我是特种兵，伙食标准要高于一般部队，油水多一些，所以在部队没有饿过肚子。上大学时，学生口粮标准是每人每月35斤，虽然不够吃，但有幸班里女同学慷慨相助，也不至于挨饿。但参加工作后，定量降为每月30斤，对于我这样一个每天吃食堂的单身汉来讲，自然是入不敷出了。尽管每天尽量掐着吃，但到月底总会亏空十来斤。没办法，只好向家里求援，父母把本来也不宽裕的粮食送到粮库，好说歹说地换成全国粮票寄来贴补我这个大肚汉的儿子。

一次闲聊中，起孟同志问起了我们的伙食情况和我个人的吃饭问题，我如实地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起孟同志。他听后沉吟半晌后说：“这确实是个问题。”

没过几天，起孟同志的司机老庞找到我，把一个信封交到我的手中，说：“起孟同志知道你粮食不够吃，特意让我带给你几十斤粮票，嘱咐我转告你，你们年轻人无论如何不能饿肚子，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他。”

除了感动我还能有什么反应？20世纪80年代了，粮食还不至于像三年困难时期那么贵重，关键是这点小事，竟然让起孟同志挂在心上。他对“同志”的关怀，真的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我知道，这是他一贯的作风，50年代，他有一个秘书被打成了右派，他曾不止一次地为他的平反“摘帽”奔走。因为这位秘书的生活困难，他也不止一次地寄钱寄物资助他。他是一位50年代初的部长级干部，而我们只是在他身边工作的一般干部，对于他这样的关怀，除了感动并暗暗把领导同志的关怀化为工作的动力，还能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