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便是强调定量分析，军事历史研究同样如此。中国古代著述中的一大传统弊病，便是重道义而轻器械，重定性而轻定量。受这一传统的影响，现在一些军事历史著述在表述上往往停留在基本定性的概念上，偏重于讲战争的正义非正义，谈到革命战争时也总是笼统地说敌强我弱，斗争艰苦，至于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却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这就不能很好地说服和教育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新一代人。其实研究军事历史时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想全面了解交战两军的作战效能，必须对比各自投入的兵力、兵器和损失数。如今人们要深入进行军事历史研究，必须克服缺乏定量分析和作风不严谨的弊病，并对现有的众多数据是否准确进行科学的考证和分析。

一、表述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及战果离不开数据对比

战争胜负的结果，最终由交战者实力对抗所决定，实力又是通过一系列基本数据显示的。例如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就可看到，全国抗战开始时中国年产钢不过4万吨（此系国民党统治区数字，当时东北的钢产量大

大超过关内却为日本所用），日本年产钢580万吨，这一工业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很能说明战争初期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在战争期间，日本的飞机年产量最高时超过2万架、舰船年产量超过100万吨，极其落后的中国则连一架飞机、一艘军舰和一辆汽车都不能生产，外购装备因财力有限和遭受封锁也很困难。相比之下，美国战时年最高钢产量超过8000万吨，年产飞机最高超过10万架、舰船1000万吨。日本在战时的工业产能只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也无怪乎美国的珍珠港遭受日军袭击后陪都重庆的军民兴奋得放起鞭炮，国民党当局就此相信日本必败无疑，想同日本寻求妥协的秘密谈判从此中止。

近现代战争既是军队的拼杀，也是国家财力的较量。若从财力分析，1936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只相当16亿美元，日本为60亿美元（还不包括其控制的伪“满洲国”）；同年中国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11.9亿元法币，仅折合4亿美元（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南京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区不及国土之半，对多数地区的产值及税收既无准确统计也无法征收），日本同年的财政收入则超过100亿日元，在当时折合30亿美元。全国抗战开始后仅一年，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虽然进行了抵抗却丢失了大半国土，军队主力退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国内绝大多数富庶地区被日军占领，税收又进一步减少。此时，日本的财力靠对华掠夺却得到增长，中国抗战的形势则更为艰苦，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因对前景失望而率20多名中央委员投降日本充当了汉奸。由于有全国民众坚持抵抗的意志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建立了大片根据地，国际上又有苏联、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实施牵制，日军才停止战略进攻，中日双方才能转入“熬时间”的战略相持。在全国抗战的8年间，国民党政权得到苏联、美国和英国总计近20亿美元的援助，再加上全国人民的艰苦奉献，中国正面战场终于得以坚持下来。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凯歌高进，到了1945年8月，中国在自己的多数战略要地尚处于日本占领之下、本身还未转入反攻的情况下便迎来了抗战胜利。

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显示了英勇奋斗的可贵精神，国力衰弱的情况却一直未得到根本改变，虽最终在盟国的共同努力下成为战胜国，却未受到其他盟友的平等对待。在抗战后期，由于美援成为国民党军作战的主要支撑，美国政府便敢于以中国的主人自居，在雅尔塔会议上竟然背着国民政府拿中国的主权同苏联作交易，蒋介石事后也只能被迫承认。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自身的领土权益居然在胜利之际遭受他国瓜分，这种世界历史上极为可悲的现象也有通过定量分析才能得到解释。

全面地表述抗日战争史时，要说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作战条件的差异，也要通过定量分析才能显示出来。国民党毕竟掌握着国家政权，拥有一些兵工厂和国内最大的财源，还能得到国际上的大量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多处于偏僻的山区农村，基本没有外援，因为根本不具备打正规战的条件而只能以游击战为主。例如最近一些兵工研究资料已考证出，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期间共消耗子弹17亿发，总计毙伤日军85万人，平均2000发子弹杀伤一名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只消耗子弹不足4000万发，毙伤日军52万人和伪军约50万人，平均40发子弹杀伤一名敌人。有这样的定量分析材料，证明解放区战场作战艰苦卓绝才更具有科学性。

二、对消灭日军的表述要准确分析而不应夸大

多年来，国内一些人在宣传抗战成果时为表彰中国战场的战果并显示其重要性，对材料数据的引用和计算方式随意取己所需且不严谨。例如有些材料用“日伪军”的数字同“日军”相对，用“伤亡”数同“死亡”数相对比计算，这样做的结果是，尽管表面上看得到的比例较高，仔细分析却是违反科学要求的。例如有的统计是用日本资料上列出的133万人的在华“伤亡”数与日军213万的总“死亡”数相除，得出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人员损失占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数70%这一比例。尽管上述列出的数字都来自于日本资料，不过若仔细分析，这其实是以偷换概念式的计算得出的比例（当然有的作者可能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无意为之）。

全国抗战的8年中，日本军队在侵华战场上人员损失究竟有多少？在整个战争中各战场损失的总数是多少？这方面最准确的答案，还是日本国内的战后统计，尤其是根据靖国神社灵牌以“一个萝卜一个坑”查出的死亡数最可靠。

熟悉战争史的人都知道，说明战果时是不能混淆“死亡”、“伤亡”和“共歼灭”这些不同概念的。统计一场战役中军队人员的总损失时，要将死、伤、被俘（有时还包括患病）者相加，因为这是当时一支军队丧失战斗力人员的总数（中国通常统称为“歼敌”数）。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军队人员的损失数却不能这么计算，只应计算阵亡、负伤致残和被俘未返人员，即“不可弥补损失数”或“净减员数”。

如果将一场持久战争中每次战役的伤亡人数相加，再作为战争总损失数，其结果大都会无意夸张了战果。这是由于战争中的伤员经过治疗后除少数致残者外大多能重返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两国伤兵重返率都达70010以上，中国虽医治条件较差也能超过半数），有众多久经战阵的老兵曾多次负伤，若进行累计就会出现多人，而实际受伤的只是一个人。

1991年苏联在实行“公开化”时首次公布了在苏德战争中的军人死亡和被俘数。2005年俄罗斯国防部又具体说明在苏德战争中苏军共死亡866万人、负伤1520万人、失踪505万人。仅这三项相加（还不包括304万患病后送者），总数即达2891万人。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所有服役者人数不过2700万人，若累计算来还亏空100多万军人。事实上，苏军在战争结束时仍有1136万人，就是因为有1000多万负伤人员治愈归队、患病者也绝大多数归队的结果。由此可见，将每次战役的伤亡累计作为战争总损失数是不科学的。

日军在战争期间的人员损失数到底是多少呢？尽管其战时公布的数据曾故意缩小，但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总想强调自己受害严重，因而不再隐瞒，战死者的家属也需要按规定领取抚恤金。了解日本国情的人也会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日军战死者的灵牌都被当作“护国神”送人靖国神社，其亲族战后也要去祭拜，到那里查对某人于某时死于某地最为准确。

日军从发动侵华战争直至太平洋战争初期，其报道部经常宣布“毙敌”战果和本军死亡人数，对前者极力夸张而对后者竭力缩小。例如对所谓“支那事变”（日本对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华作战的称谓）中日军的死亡数，当时日军大本营对外报道称只有5万人，战后日本承认死亡了18万余名军人，后来加上“军属”达到19.1万。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军属”一词的定义是军队附属人员即文职人员、护士和职工等，而非眷属。再比如日本在1939年与苏联进行的诺门罕之战，其军内通报称死亡7000人，战后诸多书籍对此曾引用。1966年日本有专人到靖国神社逐个对灵牌统计后公开了数目，才揭示了诺门罕一战日军真实死亡数为1.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