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32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到1953年初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岁月，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对手有国民党军队、日本军队和美国军队等。几十年来，我打过无数次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所有这些战斗都是在陆地上进行的，从未想到有一天会到海军工作，指挥海上作战。1959年末，我结束了27年的陆军生涯，到海军工作，这一转折至今都令我难忘。

一、1955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1953年初，我率第42军由抗美援朝前线回国，驻广东省惠阳，执行守卫祖国南大门的任务。1954年10月，上级调我离职到武汉市中南军区文化速成中学高级干部班学习文化。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当时，中南军区一分为二，成立了广州军区和武汉军区。我虽在汉口学习，但仍是广州军区的干部。9月末，接到通知，让我回广州参加军以上干部授衔授勋典礼。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军委到广州主持授衔典礼。他和中南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陶铸一起为大家授衔授勋。我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并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

授衔后的第2天，陶铸与中南局副书记兼广东省省长陈郁、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一起召集海南军区的新老领导去中南局招待所拜见朱德总司令，聆听他对海南军区工作的指示。朱总司令对我们说：海南军区有两件事办得不妥，一是海南军区把“将敌人消灭在水际和滩头”作为海南岛的备战方针是不正确的；二是把坚持23年斗争的老红军部队琼崖纵队用来种植橡胶，是不得当的。他要求各级领导必须立即纠正这些错误的做法。拜见结束后，陶铸和黄永胜要求我马上接手海南军区的工作。他们对我说：“瑞林同志，你回武汉后立即结束你的学业，办理离校手续，将家搬广州来，着手考虑海南军区的领导工作。”我领受任务后，立即返回武汉，很快办理完离校手续和爱人工作调动、孩子们转学等手续，没用10天的时间就把家搬到了广州，1955年9月正式就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兼第43军军长。上任后，我立即着手解决朱总司令提出的两个问题，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海南军事建设的方针政策，并紧紧依靠海南300万人民，解决一些与海南人民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如修筑海南岛中线国防公路，发展交通；协助通什自治州建立学校，发展教育等等。正当我准备在海南大干一场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二、罗荣桓元帅推荐我到海军任职，成为海军中将

1957年10月，我奉命到位于北京红山口的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从1957年底到1959年底，整整两年时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希望这次能如期完成学习任务。然而事与愿违，在学习即将结束之际，我又接到了新的任命。

1959年12月25日下午3点，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找我谈话说：“今天请你来，是要向你传达一下军委紧急会议的情况。昨晚12点，毛主席找两位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聂荣臻元帅去谈话。主席说他最近看了海军和军委的两份报告，了解了海军近来连续发生的两起飞行员驾机叛逃的政治事故和一起潜艇沉没的责任事故。因此他要贺、聂两位副主席抓一抓海军的工作。为此，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调你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主要是抓东海舰队的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这一决定对我来说太突然了，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我不懂海军，怎么能干好工作？再说我已听到让我去沈阳军区任职的消息。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了自己的想法：“海军是较复杂的军种，我文化水平低，不适于干海军工作，还是按总政安排，调我到沈阳军区任职（副司令员兼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吧！”萧华说：“那是业务部门的意见，我传达的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军委意见。”我犹豫了一下说：“让我考虑考虑吧！”萧华说：“现在没有让你考虑的余地，是执行命令的事了。”为此，我整整一夜未眠。第2天，我和爱人刘军被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苏振华邀请参加在长安街全聚德烤鸭店举行的欢迎宴会。会后，萧司令员走过来，对刘军说：“刘军同志，在家里你是政委，要做好瑞林同志的工作，请他快些下决心到海军工作，你可不要拖后腿嗷！”次日上午7点，萧司令员找我谈话说：“这次你来海军是总政罗荣桓主任推荐的。是罗主任点将，军委一致通过，上报毛主席，得到批准同意的。”从谈话中我才知道被调到海军来的具体情况。中央军委原来是调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任海军副司令员的。但东海舰队连续出了3起事故，为了对事故负责，陶勇表示继续留在东海舰队。中央军委随即同意并决定改调南海舰队司令员赵启民任海军副司令员，调我为南海舰队司令员。我就这样由陆军到了海军。

1959年12月31日，我来到南海舰队，当时南海舰队在广州。第2天，正赶上1960年元旦，广州军区的领导陶铸、黄永胜等，以及广州空军司令员吴富善和我们南海舰队的领导同志一起给在广州度假的几位中央首长和军委领导，以及省委、省政府拜年。当见到林彪时，他对我说：“你怎么穿上海军服装了？”我回答说：“军委调我到南海舰队任职。”林彪这才点点头，看来他并不知道我调任海军之事。在看望朱老总和罗荣桓元帅时，他们都说要找我单独谈谈。在新年后的两天，我分别拜见了朱总司令和罗荣桓元帅。在谈话中，他们都强调今后海军的发展建设，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重点转移到南海来。朱老总说：从北面调装备到南海，还有困难，孙中山先生当年就拟在南方搞大港、搞军港、搞黄埔军校。我们要把眼光放远、放长。我早就提出要在南海搞造船厂、造船工业，要和陆军一样立足于自力更生。现在你调南海来，我是支持这个意见的。南海的任务重，要解决台湾问题，是东海的任务，也是南海的任务。南海面对港澳，这个问题是南海独有的，也是复杂的任务。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绝不能丢掉。南越可能成为第二个朝鲜战场。这些都是南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当年毛主席、彭老总都看到了这点，毛主席问彭老总：“谁去守南大门好？”彭老总说：“打美国佬还是吴瑞林吃得透，四十二军吃得透，派吴瑞林去为好。”那时我就支持你来南方（海南军区——编者注），现在也支持你来南海（南海舰队——编者注）。罗荣桓主任和我谈话，亦讲了这些观点。

1960年1月4日，南海舰队党委扩大会议正式召开。会议上，政委方正平和原司令员赵启民都讲了话，并把我介绍给与会同志。至此，我正式到海军南海舰队任司令员，开始了南海舰队的领导工作，从陆军中将成为海军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