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对红4军和红军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正确的结论，确立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解决了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确保了红4军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今天，虽然军队建设的环境与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重温古田会议这段光辉的历史，对于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继承和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古田会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铸就了人民军队的军魂。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解放军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成员一部分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工农武装，一部分来自旧军队，其基本成分为农民。农民的乡土观念严重、缺乏远大理想等弊端和旧军队军阀主义等陋习，都不可避免地被带到了人民军队，严重影响着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虽然独立创建了自己的军队，但要真正地控制它、指挥它、发展它和壮大它，使之成为一支能够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就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予以保障，与传统的建军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

中共中央在最初提出建立“工农的革命军”的设想时，就曾要求在军队中建立“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l927年12月21日，中央在给南昌起义部队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的思想，要求“团成立支部下分小组，师成立委员会——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在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南昌起义部队在军、师两级成立了党委，各团建立了党支部。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则创造性地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到军队的基层，班、排建立党小组，连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均设党代表，整个部队的行动受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的指挥，形成了自上而下一整套党的组织体系，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红4军建立后，“三湾改编”所确定的各项制度在全军得到实施并不断完善，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为连队的核心，实行党代表兼任党的书记制度，规定重大问题必须经各级党委(支部)集体讨论决定；颁布《党代表工作大纲》，确定党代表在党委(支部)领导下，与军事首长共同管理、指挥部队，并负责组织领导部队的党务、政治教育和群众工作；规定党的前委对部队的作战与行动拥有绝对的最后决策权，等等。所有这一切，使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被赋予了实实在在的内容，并通过制度、法规的确立来制约个人，指挥全军，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彻底贯彻到部队工作与行动之中。

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此刻并没有被所有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在一些人，特别是部分军事指挥员心目中，党的领导只是一种原则，不应该具有实际的内容。因而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党的领导，但对党委、支部讨论和决定问题等制度很不习惯，特别是当个人权力受到限制，个人意志无法伸张时，抵触情绪乃至于不满行为接踵而来，认为党委领导是“家长制”，是“书记独裁”，“党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于前委”。红4军中的“前委”(前敌委员会)、“军委”(军事委员会)之争，以及党内、军内的一系列争论都反映了这种情绪。

那么，究竟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不仅军队中各级党员认识不统一，中共中央也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有些看法甚至是不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主张部队中军官权威高于一切。大会作出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指出：“红军在各方面都应服从当地最高级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和指挥”。直到l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听取陈毅关于红4军情况汇报后所发出的“九月来信”中，依旧指出：“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事[军]队”，“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免除党军的毛病。”这些意见显然是受了俄国革命模式的影响。在俄国，是先有无产阶级政党，有工人起义，有苏维埃政权，然后再有红军。而在中国，则是先有共产党，后有红军，再有苏维埃政权，因而红军根本不可能受固定政权机构的领导，只能置于党的领导机构的直接指挥之下。正如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汇报红4军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此无苏维埃政府的指挥时期，红军的指挥，只能直接受命于党”。

针对这些问题，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必须加强红军中的党组织建设。决议明确规定在红军部队中实行党委制，“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保持前委、纵队委、营委的同时，在“军及各纵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并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是部队“领导的中枢”，必须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从而确立了党委在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决议特别强调：“红军历来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党的机关很少注意军事工作的讨论”，“致使红军的军事工作成为一种党的机关和一般党员所不明了的特殊部分。这样，不仅对党员军事化一个任务大有妨碍，而且使党与军事分离，有成为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因此，“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党的各级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军事工作计划及报告列于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决议还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加强党内政治教育，提高党内政治水平。所有这些，不但澄清了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问题上的种种模糊或错误认识，而且通过一整套完善的组织制度有效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彻底解决了党如何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问题。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表现为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制度。古田会议决议及以后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所确立的人民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支部建在连上等原则和制度，是这支军队的特色和优势，是其灵魂所在，也是保证人民军队性质和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任务如何变化，这些根本性的东西都不能改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疏忽与闪失都会导致严重后果。所谓的“军队非政治化”、“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其实质是要人民解放军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其人民军队的性质，必须与之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如何稳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军队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如何完善部队中党的建设，如何确保将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首位，等等，始终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关键，也是需要不断创新的重要议题。必须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改革创新，以科学建党思想为指引，从党的建设的实际出发，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