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十八日刊登丹尼尔·格林伯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努力弥补科学上的差距》，转载如下：
讲话稿重复了这些经常提出的要求：增加联邦拨款和减少政府对本国各实验所的干预。它说，科学是国家力量的基础；究竟什么值得研究，科学家是最好的裁判；对研究工作要求实用价值是愚蠢的，对科学家应该用他们的科学成果，而不应该用其他别的标准来衡量。
这是关于科学具有独立性的记载中一种老生常谈的请求，认为科学家是科学最好的裁判——在美国目前反对独裁的情绪下提出这样一种理论是危险的。那么这些显得过时的概念是在哪里和由谁提出来的呢？回答是：上月在北京。这种理论不仅是由科学家提出来的，而且也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政治领导人提出来的。这些政治领导人接管了不太久以前开展的文化革命留下的摊子，而在这场文化革命中，科学和搞科学的人被弄得威信扫地，并且被抨击为出身资产阶级和抱有个人成名的目的。
在过去几年里，要使中国走上伟大科学复兴道路的这一主题的调子很低。但是在经过长期计划的三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全国科学会议上从意识形态角度正式批准了这一主题，并且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方案，据说这次大会有六千人参加，是中国在一九五○年以来盛况空前的制订科学政策的大会。
虽然中国的官方通讯社作了充分的报道，大会的进程却没有引起西方报界的注意。但是关于会议的消息现在却在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人——包括科学界和非科学界人士——中间流传着。总的反应是，首先对政治领导层的科学热感到意外，他们对科学表现的敬意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对研究工作传统地发出的普通赞美之词。第二，在仔细研究后表示钦佩中国人作出的对他们的科学现状——他们坦率地承认水平很低——和他们为了到二○○○年在各研究领域赶上世界水平必须做的事的估价。回答是领导层作出的，几乎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条件限制。这个回答是，他们必须适应需要尖子的科学的习惯，包括授予职称和科学奖金，而在最近以前这些都已被废除。
甚至党的主席华国锋在对蕴藏在“亿万群众”中的科学潜力说了几句好话之后宣布：我们还必须大力扩大我们的专业队伍。紧跟在这个基调之后，党的副主席邓小平有力地提出了让科学家管理科学的理由。邓抨击“四人帮”要求科学家也参加普通劳动者的工作。他说“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不仅是大部分时间，而且象其他发言者所建议的那样，如果为了取得科学成果的必要，应该日以继夜地工作。邓说：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笈，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又说，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就是出成果出人才。他说，对基础研究工作不应以是否取得实际应用的成果来衡量，并且“科学技术的业务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
这个政权改变了文化革命期间断绝同其他国家联系的做法，现在赞成国际联系，不仅在建设时期是这样，而且如华所说的始终是这样。“一万年都要学习”。（中国人已经具体这样做，他们最近同法国、日本和罗马尼亚安排科学联系就是证明。）
中国人估计，他们在科学能力方面比先进的西方国家落后十五年到二十年。他们说，他们有一个学习西方科学，建立他们自己的研究机构和训练数以千计的科学家的庞大计划，靠这个计划，到一九八五年他们可以把这个差距缩小到十年，而到本世纪末，他们可以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他们宣传说，科学是取得强大的国防、农业和工业的关键——的确是这样。人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要使他们的研究事业赶上世界水平的决心或能力。
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事务发表的意见将受到现在所没有的尊重。
我在最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其它国家如何密切注视美国的研究工作，但是我当时没有指出，我们的国家技术情报局有一个规模很小但在扩大的计划，旨在搜集外国研究报告并把它们提供美国的各有关组织。国家技术情报局是情报方面的一个榜样，它对研究界的服务值得赞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