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一日刊登东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竹内实的文章，题目是《知识界洋溢着明朗快活的气氛——中国学界的新潮流》，摘要如下：
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作了报告。我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后感到：中国终于摆脱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紧箍咒，有了某些自由。
邓小平的演说由三点组成：（一）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二）必须培养人材；（三）要建立分工负责制。
乍看起来，这些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建议或判断，但是，如果从按照中国过去的框框形成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状况来看，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上三点讲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这些政策在“四人帮”横行时连做梦都不敢想。现在对邓小平的态度鲜明的发言不能不表示钦佩。但是，回想起来，早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提倡“百家争鸣”时就已经提出过上述几点。从那以后走了二十年的弯路。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思议的，说不幸也是不幸。
特别是近十年来对研究人员的迫害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超过了人们所说的厉害的程度。据经济学家许涤新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哲学社会科学部险些遭到解散。由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努力才得以继续存在。但是，该部下属的经济研究所被赶出了大楼，资料不是变成了废纸，就是变成了灰烬。人民银行下属的金融研究所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多年收集的金融历史资料都被烧毁了。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一百五十多名研究员都被迫停止了研究工作，其中也有人当了食堂的卖饭票人员。由于如此的迫害和破坏，很多研究所和研究室后继无人，研究人员的平均年令在五十岁以上，也有不少是在六十岁以上。拿北京大学来说，研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有七个人，他们的平均年令是六十二岁。
为受迫害致死的研究人员恢复名誉，并把他们埋葬在位于北京郊外八宝山的革命公墓（有的研究员死后还遭到迫害，在死者墓前召开批斗大会）。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使中国内部产生了相应的革命动力，这恐怕是事实。但是，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尽管发生了上述事件，但在作为社会运动的文化革命结束后，仍企图抓住文化革命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不放的是“四人帮”。用漂亮的词藻掩饰起来的理念和意识形态，莫如说是从背后打人的“铁鞭”。
现在“铁鞭”已经不存在了。而且，邓小平演说提供了知识分子可以是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据。在中国的知识界洋溢着明朗快活的气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