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的政治逻辑

　　——以“同心圆制度安排”为分析视角

　　一、问题提出：当代中国的“同心圆制度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要回归国家内在政治机理。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1]。为此，学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进行了梳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中所蕴含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解读。有学者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分析，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史逻辑[2,3]。有的学者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及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4]。还有学者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治逻辑和话语逻辑[5,6]，维护党中央权威、干部队伍建设的逻辑[7,8]，以及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9,10]。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的内在规律有了更加深入的讨论。但是，相关研究梳理具体领域的成就较多，对其背后的逻辑特别是起基础性作用的政治逻辑缺乏深入考察和系统归纳，对国家治理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或机制进行系统归纳、理论提炼存在不足，对我国制度的独特优势缺乏理论认知框架的挖掘和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实现了充分凝聚共识、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目标，构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心圆政治格局。在政治共同体中，同心圆政治通过国家政治制度予以实现。从统一战线话语来看，我国的同心圆政治格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国家团结、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国家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实践。笔者把这种国家治理实践描述为“同心圆制度安排”。“同心圆制度安排”包括如下主要内涵：其一，我国国家制度的权力配置是同心圆式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起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党和国家其他各项事业都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进行，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全国一盘棋，注重集中力量办大事。其二，我国国家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同心圆式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于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其三，我国国家制度的运行机制是同心圆式的。党和国家在制定各项政策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在执行过程中兼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追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四，我国国家制度的动力机制是同心圆式的。政治同心圆保持动态稳定，实现保持国家一致性与尊重社会多样性的统一。政治同心圆反映了国家团结的政治共同体景象，折射出不同于西方国家政治对抗的治理图景。我国国家制度的同心圆式设置催生中国特色的“同心圆制度安排”，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在国家治理中，“同心圆制度安排”通过相应机理实现自身功能。这些机理包括：党的领导体现同心圆的统领辐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彰显同心圆的制度驱动；不断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同心圆的动态调适；广泛多层有序的政治参与支撑同心圆的包容稳定。鉴于此，本文以“同心圆制度安排”为分析视角，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的政治逻辑，归纳和提炼我国国家制度中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中国优势、提升中国自信的制度安排，以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

　　二、同心圆的统领辐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变革，首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1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提出各种主张、试验各种方案。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议会制还是总统制，都未能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巩固了执政地位，增强了党在国家制度中的统领辐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保持国家一体的根基，对政治共同体的稳固起到了根本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适应形势需要，加快培养擅长治国理政的干部队伍。在作风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分别开展了1951年以“三反”为内容的整党运动和1957年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防止党蜕化变质。中国共产党注意防范和平演变，加快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保证和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通过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制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特点和需要的党章，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对党的组织和领导制度进行初步改革；通过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提出干部选拔的“四化”标准，实现了干部新老交替和结构的改善；通过一系列的整党整风，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自身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明确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中央提出了党的建设的两个历史性课题：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三讲”教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一系列措施，积极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和途径，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跨入21世纪，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紧密结合治国理政实践，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加强。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着力塑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以落实“八项规定”为切入点，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聚焦“四风”，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整顿党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加强自身建设蕴含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领导党和国家各方面建设中充分发挥强大的统筹、协调和动员能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在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有效化解各种政治风险，有效应对“西化”“分化”图谋、“颜色革命”以及“普世价值”的侵蚀，有效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歪曲，不懈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坚定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执政地位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中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政治统领作用，是党和国家建设保持正确方向的政治保证。

　　三、同心圆的制度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奠定了制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于政治制度在国家制度中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对政治共同体进行规制，在政治共同体中发挥制度驱动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体形式。1954年宪法和其他一系列政府机构组织法的通过，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立法程序的最终完成和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最终形成，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功能不断完善，作用不断增强，在中国政治制度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4个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的6个；七届全国人大时增设了内务司法委员会，八届、九届全国人大时又增设了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13]。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也不断扩大，1982年宪法将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同时健全了地方人大的组织体系。人大选举制度、代表制度不断健全。1953年，《选举法》规定依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选。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对我国的选举制度作了重要改革。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于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2010年、2015年对《选举法》进行修改和补充，进一步完善人大选举制度，提高选举的民主程度，调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注入新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人大监督职能得到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1994年）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6年）等，都进一步完善了人大监督的形式和内容。这有利于增强监督实效，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能和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该项制度正式确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开展“拨乱反正”，平反一系列冤假错案，统战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方针更加明确，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14]。党和国家对民主党派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不断清晰：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再到“同我党通力合作的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再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参政党”。这一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政治上的承认和尊重，突出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在民主政治发展中，我国的协商主体更加广泛，协商形式更加多样，协商内容更加丰富，协商制度不断完善，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已经形成。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1949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确立，后来被明确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自治地区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得到尊重，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迅速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规范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虽然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基层治理探索有一些渊源，但它的形成发展主要源于改革开放后的实践创新。基层群众自治是人民群众学习民主、实践民主的有效途径。该制度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形式和渠道，使人民当家作主落到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处。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建设日益制度化、法制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城市社区自治稳步推进，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更加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国家治理提供基本的制度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激发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有利于避免西方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也有利于避免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能够最大限度聚集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力量，求得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国家统一，有效保障了民族自治地区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营造新型民族关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直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拓展了基层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深度和广度，维护了广大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变革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系统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政治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居于“同心圆制度安排”的枢纽地位。

　　四、同心圆的动态调适：不断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还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的动力保障。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我国政治体系的自我完善，既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因素。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赋予同心圆自我发展的动力，使我国政治制度保持动态调适状态。我国政治制度通过动态调适，反映人民共和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新因素的要求，成为政治共同体保持活力的机制。政治体制改革使“同心圆制度安排”适应新环境，为实现国家制度的自我调适和自我完善提供动力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起步是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为背景的。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5]这一讲话触及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中国共产党充分总结历史教训，破解原有政治体制运行弊端，以制度化建设为突破口，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对国家实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政治保障。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探索性和奠基性特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稳定的重要性凸显。稳定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中共中央在冷静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在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不变前提下，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思路和做法进行了调整。如何有效应对国内外重大形势变化，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开展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6]。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17]，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法制建设的现代化要求有机结合，使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具有本国特色。中共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8]，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19]。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新境界。中央更加旗帜鲜明地突出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各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以制度化、程序化为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关系进一步科学化、制度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从不同领域展开，既包括调整行政区划、改革政府组织结构，也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既包括政府内部体制改革，也包括党委与政府、人大、政协、司法、群团等方面的协同配套改革。经过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趋于合理，部门间职责划分更加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得到更好的发挥。政府各部门之间职责关系更加清晰，一些重要领域部门职责交叉事项得以划清，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逐步建立。中央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宏观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促进了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为基层和群众服务的水平得到提高。通过动态调适，我国的政治体制能够适应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党和国家建设的新任务，为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建设提供体制支持。

　　五、同心圆的包容稳定：广泛多层有序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公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及其实施的各种活动，也是公民通过与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的互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明确规定了人大代表享有的相关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委员会在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过程中担负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居民委员会在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中承担的相关职责。这些法律法规为我国公民广泛多层有序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广泛多层有序的政治参与使政治系统能够持续吸纳各方面的意见，使国家对社会保持回应性，增进政治共同体的包容稳定。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努力发动群众、壮大力量，最终取得事业胜利的历史。革命时期，党通过建立互助组、生产队、民兵组织、贫农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团等正式和制度化的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广泛动员群众参加各个方面建设。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胜利、新生政权建立以及劳苦大众翻身当家作主的鼓舞下，坚决捍卫新生人民政权，满怀热情投身各项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把发动群众作为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各项政策目标的重要方式，在巩固政权、改造社会、发展生产的同时，开辟了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广阔空间[20]。统战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注重动员党外人士，引导广大成员参加国家治理，丰富了当代中国政治吸纳的实现机制。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一直受到党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出多样化、自主性的新景象。中共十六大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都明确提出要扩大公民（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18]。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19]。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21]。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22]。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渠道日益多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尤为突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直接政治协商。政党协商的方式主要有：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就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召开人事协商座谈会，就重要人事安排在酝酿阶段征求各民主党派意见；召开调研协商座谈会，就民主党派重要调研课题进行商议等。此外，民主党派中央每年还以调研报告、建议等形式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人大协商主要是立法工作中的协商，在制定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时，通过立法听证会、立法论证会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政府协商主要是各级政府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等的沟通协商。政协协商主要是通过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专题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等，就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进行广泛的协商。人民团体协商主要围绕本地城乡规划、工程项目、征地拆迁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等，组织有关方面开展协商，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群众参与民主管理的实践越来越丰富。20世纪80年代初，河北省就出现了“村民代表会议”雏形。自1980年2月至1985年底，全国共建立村民委员会约94.9万个[23]。中共十六大后，“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在全国推广。在企业职工参加民主管理方面，从1980年开始，一些地方的企业陆续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至1983年10月，这一制度已在大多数工业、交通、基建和一部分农林、财贸、文教、科研单位恢复和建立起来。全国有52000多个基层单位民主选举了工段长、班组长，23000多个单位民主选举了车间主任，15000多个企业在党委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下，民主选举了厂长、经理等行政领导干部[24]。至2007年9月底，全国建立工会组织和职代会制度的企事业单位达到108.6万个。其中，公有制企业有14.8万个，非公有制企业有70.9万个[25]。近年来，基层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发展和成熟，成为基层群众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

　　由此，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了切实保障。截至2018年，国家立法机关共有172件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1.5亿多人次提出的510多万条意见。截至2019年3月，全国政协共收到141807件提案，立案130299件，编刊及转送社情民意信息12096件，大多数提案的建议得到采纳和落实[26]。上述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国家在各项事业建设过程中能够及时听到人民的愿望和呼声。广泛的政治参与保证了社会各方面参与国家建设事业，为政治共同体提供不竭活力源泉，实现了“同心圆制度安排”的包容稳定。

　　六、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对这种历史性变革发挥基础性作用，展现中国特色“同心圆制度安排”的显著效能。“同心圆制度安排”描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鲜明特征，构建了集中与民主、秩序与活力有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当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和治理规避了西方国家政治对抗的弊端，发展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向心型政治制度体系、政治治理体系和政治价值文化。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继续发挥“同心圆制度安排”优势，增进国家团结和政治秩序，增强国家活力和国家能力。我国相关理论研究应加强对国家制度和治理经验的提炼，作出更加深入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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