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员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1］新中国成立后，将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动员人民群众配合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对于执政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宣传员制度的建立不仅解决了当时宣传网尚未建成而宣传任务繁重的矛盾，而且其特有的口头宣传形式解决了政治宣传难以广泛深入的问题。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该项工作呈现出队伍发展迅猛、宣传成效显著等特点，从试办到完成制度化建设仅用了三年时间。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党的宣传组织、网络和宣传策略，对宣传员这一特殊群体鲜有论及，专题研究尚付阙如。[比较接近的是通讯员研究，如邬思源的《新中国初期华东区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及其实践》（《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1期）；周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工农通讯员制度的生成与运作》（《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等。需要指出的是，宣传员与通讯员都是党群联系的桥梁，功能定位具有相似性，但具体职责却不同：宣传员主要从事日常宣传；通讯员专业化程度较高，有工农通讯员、监察通讯员、党报通讯员等。工农通讯员、监察通讯员除上传下达外，还负有监察之责，而党报通讯员则主要是为党报提供稿源、促进党报的发行等。与宣传员相近的还有鼓动员，但列宁将宣传员和鼓动员视为两种不同的工作，认为“宣传员应当具备的素质是和鼓动员不同的”，“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文字的，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口头的”（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页），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宣传员和鼓动员是二位一体的。]本文以相关资料为依据，对1949~1952年的宣传员工作制度化建设进行分析，以期推进党的宣传网建设研究。

　　一、宣传员试办阶段的发展情况

　　宣传员作为党的宣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在党的组织的领导之下，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用简单通俗的形式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人民群众的任务特别是当时当地的直接任务，以及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中的模范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反动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鼓动人民群众学习模范经验，积极完成任务，并经常将人民群众中的情况向党的组织报告，以便帮助党的组织决定各个时期的适当的宣传内容和宣传方法”。［1］（p.2）在党的领导下，青年团也设立了宣传员，“为了避免与党建立宣传网而设立的宣传员名称相混淆”而称为“学习辅导员”。［2］此外，中共中央规定：“为了使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党在一定时期的政治主张，仅仅依靠宣传员的工作是不够的……省、市、地方、县和区的党的委员会都应当设立报告员来担任向人民群众作政治报告的任务。报告员是一种高级的宣传员，并且应当是宣传员的领导者”。［1］（p.4）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开持枪的敌人虽被消灭，暗藏隐蔽的敌特在美蒋指使下仍在继续其破坏活动”［3］。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而其中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捏造和散放谣言，以扰乱人心，破坏国家的秩序”，据调查，各地仅政治谣言就有三类：“第一类是属于时事性的，即鼓吹三次大战，夸大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瞎吹原子弹厉害，以恐吓群众。第二类是属于政策性的，对人民政府的税收、公债、救灾、生产、婚姻、土改等项政策，故意作各种歪曲，以破坏生产建设和其他工作。第三类属于挑拨群众和干部关系的。特务分子们常常利用我们工作中某些缺点，挑动一部分落后群众反对政府工作人员”。［3］此外，诸如“毛人水怪”、“仙水”等社会谣言流传广泛，社会危害性也不可小觑。［4］面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一方面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积极应对，［5］另一方面及时化解和防范谣言带来的危害。

　　1950年初，东北、华北、中南、华东等大区先后开始试办宣传员工作，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发展宣传员。

　　1.在日常工作中物色、吸收宣传员

　　宣传员的发展不同于一般积极分子，除要求政治可靠外，具有一定的宣传能力亦是基本要求。在日常工作中，青年团、工会、农会等通常先了解宣传能力较强的积极分子的情况，确定对象后，经本人同意再进行培养，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经民主表决通过、领导机关批准才能正式成为宣传员。如“扬州市兴记面粉厂发展宣传员时，就是通过支部和工会了解研究，确定对象，然后培养发展的”。［6］

　　2.在运动中培养、发展宣传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积极分子经过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后被培养发展成为宣传员。如“浙江省委宣传部建立宣传员时，就是通过和平签名、征粮、土地改革、时事宣传等群众运动”，在基层组织中选择有宣传能力的积极分子到各处宣传，“由于他们是群众中有威望的积极分子……因而很能说服群众，受到群众欢迎”。［7］再如，无锡《苏南日报》和《工人生活》在1950年7~8月建立起472个工人读报组，“在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中，很多工厂的读报组员多成为积极的宣传员”。［8］

　　3.在各种训练班中发展宣传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如干部训练班、教师训练班、土改训练班等。东北、华北、中南、华东等大区在训练班中物色和发展了一些宣传员，他们大多是机关、企业或各群众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其中“包括行政首长、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小学教员、文化馆馆员、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妇女代表以及居民组组长等”，［7］这些人政治可靠且综合素质较高，加入宣传员队伍后大多成为骨干。

　　4.通过群众推选的形式发展宣传员

　　除了有计划地物色和培养宣传员，一些地方还采取群众推选的形式发展宣传员。通过这种方式发展的宣传员，一般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声望，与群众联系较为密切，因此，“他们对群众进行宣传时作用较大，也能及时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群众不明白的事情，也愿意主动地去问他”。［9］

　　经过一年试办，宣传员发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特别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中，各地加快了宣传网建设，宣传员队伍发展很快。东北地区发展尤为迅猛，到1950年12月底已发展宣传员11.7万余名。［10］其中，黑龙江省有3.4万余名宣传员。［11］辽西省农村地区以区、村干部和小学教师等为骨干组成了4万人的宣传员队伍。［12］华北、华东等地区的宣传员发展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在宣传员试办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地方产生了重量不重质的偏向，导致“宣传员数量虽多而作用不大”［13］。有的宣传员工作态度虽积极，但文化水平却十分有限，如“大连的居民宣传员吴金凤同志（吴老太太）和辽东省营口县商家台村支部副宣传委员王维盛同志都是当地的出色的宣传员，然而都不识字”［14］；有的宣传员是妇女，“因公婆扯后腿，不让出来活动”；有的宣传员是学生，“整天在外上学，晚上回来忙于回家温习功课，与群众接近的机会不多”；有的宣传员“缺乏宣传能力，不知宣传什么”。［15］中共河南许昌地委将本地宣传员工作存在的缺点总结为“条件低、手续粗、领导乱、不平衡等”，［16］此外，还有“很多地方的宣传工作，是做得不够的和不好的……在工厂、农村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却还没有普遍设立宣传员”［17］。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各级党的组织往往把它当作一部分人的和临时性的工作，而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1］（p.1）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是宣传员试办阶段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发展宣传员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当然，这些相对于人民群众的宣传需要来说还远远不够，要进一步强化宣传效果，宣传员工作必须进行制度化建设。

　　二、宣传员工作制度化建设

　　在东北等地试办宣传员工作期间，宣传员制度化建设的尝试也逐步展开。1950年4月，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了一篇以《宣传员》为题的评论，号召“团省委、市委应争取一切可能条件，建立专职宣传员制度”。［18］8月，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布《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宣传员工作暂行纲要》，规定：“为加强团的有系统的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区以上各级的团委，须逐渐设立宣传员”。［19］不久，青年团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宣传员制度，“由宣传员在团员和青年中讲授时事、政策、团的基本知识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20］

　　1951年1月1日，鉴于“在设立宣传员的试验中已有若干可以在全国推行的经验”［1］（p.5），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要求：“必须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即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1］（p.2）

　　此后，中央又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指示，以加快宣传员工作的制度化建设。1951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在群众宣传方面“组织党的宣传员报告员并领导其工作”。［1］（pp.76~77）3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宣传网的决定的指示》，强调在“普及深入宣传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加强城市工作、工人工作及准备五一全国城乡大示威等项工作中，把宣传员、报告员的工作有重点地建立起来，然后按照情况逐步向普遍发展”。［16］（p.278）

　　《决定》及一系列指示出台后，各地纷纷召开宣传会议总结交流宣传员试办阶段的经验，并按照中央有关指示着手对宣传员工作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

　　（一）建立宣传员领导制度

　　《决定》明确要求，党的各级委员会应当“把宣传员看作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而加以经常的领导、帮助和教育”。［1］刘少奇也在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部的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事情（指宣传员网、报纸等）领导起来。”［1］（p.295）因应这一需要，各地陆续建立了各种行之有效的宣传员领导制度，如会议制度、传授制度等。

　　会议制度包括支部书记联席会议、支部宣传员会议、市和县的宣传员代表会议。其中，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一般每月召集一次，而支部宣传员会议短则一周就要召开一次。例如，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关于执行中央〈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的指示》中明确规定：“至少每月至多每周须召开宣传员会议一次”。［21］支部宣传员会议主要是“按照上级指示和本支部的条件，讨论本支部宣传工作的具体任务和方法，检查宣传工作的状况和经验，听取宣传员关于群众情况的报告，给宣传员以工作的具体指示”。［1］市和县的宣传员代表会议主要是“交流宣传工作经验，由好的宣传员作典型报告，并由党委负责同志作工作经验总结及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22］如1951年10月22~24日，中共厦门市委召开了第一次宣传员代表大会，参会代表154人。[《中共厦门市委会第一次宣传员代表大会特刊》，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1951年编印，第1~3页。]又如，截至1953年1月，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共召开了5次宣传员代表会议。［23］由此可见，会议制度不仅为宣传员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兼具汇报和检查功能。

　　传授制度主要是通过定期或定点的方式，给宣传员传授宣传内容、方法以及分发宣传资料。在工矿企业以及城市等交通方便、人员集中的区域，一般是通过传授大会（如报告会、讲座）等方式开展宣传。在交通不便和居住分散的地区则设立宣传员传授站，这是“供给宣传员宣传资料，集中指挥宣传员活动的基地”，“建立和健全宣传员传授站制度，乃是巩固农村宣传网的重要工作”。［24］随着宣传员工作的开展，各地相继建立了宣传员传授站。河南省许昌地区“在每一重要工作任务下来的时候，由区委报告员传授主要宣传内容，也有的地方聘请小学教员按照报纸及河南省委出版的《宣传员手册》内容向宣传员讲解”。［25］到1951年8月底，山东省1467个区中有785个区建立了宣传员传授站。据不完全统计，到9月，东北各省建立了4871个传授站。［26］华北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村也都建立了传授站。［27］

　　宣传员领导制度的确立不仅密切了党、宣传员和群众之间的联系，而且保证了宣传员工作的常态化和宣传内容的规范化。

　　（二）严格宣传员的选拔标准

　　在宣传员试办阶段，各地宣传员队伍都有不同程度的壮大，但一些地方在发展宣传员时忽视了对其政治素质的考察，即使在宣传员发展工作取得较大成绩的东北地区也存在着“宣传员成份不够纯洁等缺点”。［10］针对这些偏差，《决定》对宣传员的发展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党的每个支部应当挑选党员，青年团员和支部周围的人民群众中自愿在党的领导下担任宣传工作的劳动模范和其他革命积极分子担任宣传员。”［1］（p.2）按照这一要求，1951年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华北局相继发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建立宣传网的决定的指示，华东各地迅速响应中央号召，“农业劳动模范纷纷参加宣传员工作，例如山东张富贵、于青绶、吕洪斌、李端兰、王力等，都决心做一个好宣传员；并带头推动生产”。［28］中共中央华北局要求“各地现有的宣传员，应按中共中央所规定的条件予以审查和整理”，同时，“必须注意宣传员的政治质量，不要单纯追求数字而降低了宣传员的政治水平”。［29］如河北省大名县“认真慎重地注意了对宣传员的选拔和培养。全县7416名宣传员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都符合中央规定的条件，他们都是经过各种具体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而被选拔出来的”。［30］

　　通过严格宣传员的选拔标准，宣传员队伍的素质得到提高，为后续的系统培养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提升宣传员的政治水平

　　对宣传员的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少宣传员“自己不懂什么是马列主义，要向人家宣传马列主义，这是一件难事”［1］（p.294）；另一方面，“无论是生产运动，国内外形势，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摆在宣传工作面前的宣传任务也就随着发展变化”［31］。因此，“为使宣传员在各个运动中能够发挥作用，并能站到运动前面指导运动前进”［31］，自1951年开始，各地为提高宣传员政治水平开展了学习和教育活动，主要可分为四类：一是阶段性训练，主要是把宣传员集中起来听报告、提问题，通过讨论、座谈、解答问题等形式，或采取短期的突击性训练，使其弄清工作任务及掌握简单的宣传方法。二是系统性训练，除了对宣传员进行时事政策、当前工作任务的教育，还会对其工作能力进行培训（包括怎样做一个宣传员以及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经验等）。各地“经过训练的宣传员，思想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一般都成了宣传网组织的核心和基层宣传组织的领导者”。［32］据1951年12月的统计，东北区已训练宣传员6.3万多人，占全区宣传员总数的22.3%；河北省受训的宣传员近10万人，占全省宣传员总数的30%。［32］三是定期教育，主要是以小组为单位建立定期的会议制度，会上宣传员们不仅要对宣传要点、办法、分工进行讨论，而且可以交流经验，实现互助学习。［6］四是统一发放宣传材料，全国性的有人民出版社的《时事手册》，区域性的有各地的《宣传员手册》。其中，截至1951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出版的《宣传员手册》已出版十一期”，共发行44.65万份。［10］另外，地方广播电台也会定期播放宣传内容，要求宣传员组织收听。

　　1951年后，各地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培训，使宣传员接受了时事、政策教育，宣传员队伍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逐步提高。

　　（四）提高宣传员的业务能力

　　只有“使政治宣传避免空洞乏味的‘为宣传而宣传’的毛病，宣传员才有可能成为群众政治生活中最活动的积极分子。党的宣传网才能真正成为党与群众联系的重要桥梁”。［33］各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宣传员的业务能力：

　　第一，丰富宣传方法。在日常宣传中，宣传员采用的宣传方法往往因人、因地而具有较大差异性，特别是农村宣传队工作方法十分单一，基本以口头宣传为主。《决定》提出，每个宣传员应按照工作需要和本人能力选择一种或几种常见的工作方法，“包括谈话、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等”。［1］（p.2）如“湖北农垦处劳动模范刘启宇、海员模范李德心及第一纱厂、宇宙烟厂的宣传员，都利用工人吃饭、休息或闲谈的时间，向工人农民们报告当天的重要时事消息，并针对工人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加以讲解”；“武汉、广东和江西组织了大批学生参加宣传活动。武昌市区有两万人进行街头宣传”。［34］此外，各地还根据当地的特点及具体对象，“采用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如：控诉会、时事广播讲座、画展、黑板报、读报组、大字报、顺口溜、地方土戏、屋顶广播、拉洋片、幻灯及各种游艺节目等，进行宣传”，［34］丰富了宣传员的工作方法。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宣传员从基层选拔而来，又散布于城市街道和乡镇村庄，分布广泛、扎根基层是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决定》明确规定：“宣传员应当具有必要的政治觉悟，在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中以身作则，联系群众”。［1］因此，宣传员们开展工作时一般“根据自己的任务，结合当前的具体情况”，“从与群众实际生活直接有关的事物讲起，再转入正题”。［7］如京汉铁路的公安员张海晏在宣传的时候，“很注意研究群众的喜好，他常常根据旅客的思想情况和爱好，编成快板向大家宣传。他的快板通俗有力，再加上他向旅客进行个别访问和解释”，颇受听众的欢迎，“他在一个车厢里宣传，经常被另一车厢的旅客拉去”。［35］这样的宣传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掌握一定的宣传技巧和策略。除了掌握一定的宣传方法、密切联系群众之外，宣传员还需要运用恰当的技巧和策略引导群众接受宣传内容。例如，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中，针对一些技术人员“认为美国的机器就不错”的思想，宣传员在与其座谈时，首先“承认有些美国机器就是不坏”这一事实，然后让他们思考：“这些机器是谁制造的呢？不是美国的大老板而是美国的工人。可是美国工人制造了这么多精良的机器后怎样呢？他们却遭受着失业、饥饿的痛苦”。［36］通过这样的交流，工人及技术人员的觉悟普遍提高了。

　　（五）推介优秀宣传员和工作经验

　　在宣传员工作制度化过程中，《人民日报》、《文汇报》等经常对优秀宣传员及其工作经验进行介绍。如1951年1月19日《文汇报》介绍了河北张家口的模范宣传员刘凤沼用“串门”、“闲谈”等方式挨家挨户进行宣传的事迹。［37］1952年1月6日《文汇报》报道了湖南长沙的宣传员郑健初，他虽然只读过一年书，但他热爱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因此成为受到群众欢迎的宣传员。［38］1951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怎样作宣传员》一书，集中介绍了一批优秀宣传员。［39］由于自试办宣传员工作以来，东北地区的成绩显著，《人民日报》不仅发表了其建立宣传网的情况，还连续五天刊载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富振声写的《东北区建立宣传网的经验》。［40］此外，中共中央还分别就河南许昌和河北大名两个先进典型发布了宣传工作经验的通报，指出：“中央通报的河南许昌宣传网的经验和华北局这次通报的河北大名的经验，都值得各地重视”。［41］对优秀宣传员和先进经验的推介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一些优秀宣传员成为家喻户晓的模范，一些成熟的工作经验成为全国通行的做法，这不仅促进了群众性的宣传工作，而且加快了宣传员工作制度化建设的进程。

　　经过一系列制度化建设，宣传员从数量到质量、从政策水平到工作能力都有了明显提升。到1953年，宣传员工作制度化建设基本完成。

　　三、宣传员工作制度化的成效

　　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到1952年底，宣传网建设在全国已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拥有一支近400万人的宣传队伍，宣传工作也克服了过去的缺点。［42］有组织、经常化的宣传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起来，党的宣传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宣传员队伍迅速壮大，党的宣传网全面建立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2年9月，全国共有宣传员292万多人，其中华北和东北宣传员的发展较为普遍。华北有宣传员99.6万多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占华北地区总人口的1.4%，有80%~90%的党支部设立了宣传员；东北有宣传员44.8万多人，90%的党支部设立了宣传员。［43］到12月初，全国共有宣传员379万多人，报告员7.5万多人。此时，党所建立的宣传员、报告员网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近400万人的强大的宣传队伍。［42］

　　在宣传员队伍空前壮大的同时，宣传员们采取了各种大众化的宣传方式开展工作。如天津铁路局大同车务段、公安段，京津、京包、京沈、京沪等线均开展过列车宣传。［44］上海的宣传员朱金海在自己售票的电车上也开展了宣传工作。［45］20世纪50年代初，电影放映队大多配备幻灯机和话筒，在电影放映前介绍影片内容，而电影映前宣传员们除了介绍电影内容，还将党的政策方针、中心工作以及先进事例制成幻灯片在电影放映前播放，［46］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员散布在全国的城市和村庄，他们普遍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开展工作，为党深入群众、展开群众性的宣传工作创造了一定条件。

　　（二）宣传员成为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密切了党群关系

　　经过几年的建设，党对宣传员的统一领导建立起来，宣传员深入群众的能力不断加强，其桥梁作用也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一些重要庆典、纪念日期间以及和平签名、订立爱国公约、抗美援朝等运动开展过程中，中共中央都会部署宣传员开展宣传，如在上海的“和平签名运动周”中，有两万多名宣传员参加了宣传和征集签名工作。［47］在“三反”运动中，中央明确要求“党的报纸和宣传员、报告员，应积极参加这一斗争”。［1］（p.484）此外，在镇压反革命、贯彻婚姻法、实行普遍民兵制等宣传中，各级政府均安排宣传员进行了广泛宣传。正因为如此，宣传员的人数往往会在完成任务后有显著的增加。例如，“三反”、“五反”运动前，天津市的宣传员有7062名，运动中发展了9671名宣传员。［48］另一方面，宣传员还负责收集、反馈群众的建议和呼声，使问题得到及时回应或解决，从而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例如，一些尽职尽责的宣传员甚至被群众称为“顾问”，群众反映：“有了宣传员，老百姓就能多知道好多事，过去好多事是糊里糊涂”。遇到不明白的事情，群众就会说：“问问宣传员去，人家会知道的”。［49］又如，“浙江嘉兴地委机关的宣传员，有几天不到居民中去工作，居民就要求居民委员会主任去邀请；群众感到机关宣传员和他们密切相联，有事不和宣传员商量，不听宣传员解释，就有些不放心”。［50］

　　宣传员广泛深入群众，不仅扩大了宣传工作的范围，而且其特有的反馈功能使党能够对宣传工作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宣传工作的深入性、及时性又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

　　（三）宣传员对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能够进行普遍深入地宣传

　　有了庞大的宣传员队伍才能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宣传工作。例如，在禁毒运动中，“利用组织报告员、宣传员、宣传车、宣传队，召开各种大小群众会、毒犯家属会、老年会、公审大会等形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口头宣传，反复交待政策”，“达到了充分发动教育群众和制服毒犯的目的”。［51］除了一般性的宣传，宣传员凭借扎根基层、深入群众的优势还推动了一些难以开展或者进展缓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些地方在征粮过程中“从动员到征收，常常拖延半月十天不能完成，甚至村级干部挨户催促，还不免有几家尾欠”，［30］一些群众甚至存在“多增产多征粮”的顾虑［52］。经过各地宣传员的宣传和解释，纠正了个别群众的错误思想。例如，在湖南醴陵劳动模范兼宣传员李承桂的宣传和带动下，“部分农民已打破了保守思想……互助组和许多单干户农民，都在努力积肥、修田墈”。［52］“河北省河间县区报告员针对群众在卖棉花中怕‘露富’的思想，山西省平定县十区报告员针对农民在秋征中夸大灾情的偏向，在传授站上进行了购棉和征粮的报告，纠正了上述的思想和偏向。”［24］正是通过宣传员不断深入地开展工作，各地的征粮工作不仅能够顺利进行，而且常常超额完成。在1952年的征粮工作中，截至8月中旬的统计，华北区夏征超过原定指标数的4%，全国各地总计完成夏征任务指标数的80%以上。不仅如此，河北省宝坻县[ 1973年8月，宝坻县改属天津市。]292个村的群众在征收前还主动报出隐瞒的麦田产量123万斤。［53］

　　正如1953年《人民日报》指出的，几年来“宣传运动之所以能获得这样巨大的成绩，是和党的宣传员、报告员的活动分不开的。假如没有党的宣传网的建立，没有报告员、宣传员的积极活动，我们就很难设想，这些宣传运动能够达到如此广泛深入的程度”。［42］宣传员制度化建设不仅使党的宣传工作更加广泛深入、富有成效，而且通过密切联系群众，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对于推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工作的开展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参引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在党的领导下作好青年团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2月2日。

　　［3］黎砂：《粉碎反革命谣言》，《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7日。

　　［4］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6、119~164页。

　　［5］崔丹：《上海解放前后中共是如何应对社会谣言的》，《党的文献》2018年第1期。

　　［6］冯岗：《华东正在开展的宣传员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1月9日。

　　［7］李伦：《一年来各地设立宣传员的概况》，《人民日报》1951年1月4日。

　　［8］《苏南日报等组织工人读报组 推动时事教育鼓励积极生产》，《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0日。

　　［9］李笑星：《惠民后王乡怎样组织宣传员和宣传网？》，《人民日报》1951年1月10日。

　　［10］《东北地区宣传网已具相当规模 对生产建设抗美援朝运动起极大推动作用》，《人民日报》1951年1月19日。

　　［11］《东北各地时事宣传逐步深入 建立和整理宣传员网使宣传工作转入经常化 广东江西两省中小城市普遍进行时事宣传》，《人民日报》1951年1月17日。

　　［12］《东北各地农村时事宣传普遍展开》，《文汇报》1950年12月4日。

　　［13］《东北已有近十二万名宣传员》，《人民日报》1951年3月13日。

　　［14］黎澍：《宣传员需要怎样的武器？》，《人民日报》1951年1月19日。

　　［15］杜展潮：《吉林省蛟河县仁和村的宣传员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4月20日。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8页。

　　［17］《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关键》，《人民日报》1951年1月3日。

　　［18］《宣传员》，《中国青年》1950年第36期。

　　［19］《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宣传员工作暂行纲要》，《人民日报》1950年8月4日。

　　［20］冯文彬：《一年来的青年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21］《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布指示》，《文汇报》1951年1月16日。

　　［22］《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宣传员的队伍》，《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9日。

　　［23］《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召开第五次宣传员代表会议》，《新华社新闻稿》1953年第977期。

　　［24］张同：《关于宣传员传授站的领导制度和方法》，《人民日报》1952年6月3日。

　　［25］郭小川：《中共河南许昌地委的宣传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4月29日。

　　［26］《全国宣传员超过百五十万 各地党的组织应建立领导宣传员的制度 争取在有党组织的地方普遍建立宣传员》，《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9日。

　　［27］孙衷文：《建立农村宣传员传授站的基本经验》，《新华月报》1952年第4期。

　　［28］《华东局和湖北等地党委发出指示 贯彻建立宣传网的决定》，《人民日报》1951年1月20日。

　　［29］《中共中央华北局暨中南局 指示各级党委认真建立宣传网》，《人民日报》1951年2月11日。

　　［30］周擎宇：《宣传员是一切工作的开路先锋——介绍河北大名县党的宣传网工作的作用和特点》，《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9日。

　　［31］田基贵：《宣传员的教育与培养——中共大连玻璃厂总支领导宣传员的经验》，《人民日报》1951年1月23日。

　　［32］李维光：《怎样加强宣传员的训练工作》，《人民日报》1952年5月30日。

　　［33］郑远：《宣传员影响群众的方法》，《人民日报》1951年1月22日。

　　［34］《深入展开时事宣传 中南组织训练宣传员》，《人民日报》1951年1月13日。

　　［35］浩浩：《宣传员张海晏在列车上》，《人民日报》1951年12月30日。

　　［36］培蓝、蒋弘彬等：《京市公私营工厂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0日。

　　［37］《模范街道宣传员——刘凤沼》，《文汇报》1951年1月19日。

　　［38］加辰：《受到群众欢迎的宣传员》，《文汇报》1952年1月6日。

　　［39］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怎样作宣传员》，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40］富振声：《东北区建立宣传网的经验》，《人民日报》1951年3月14~18日。

　　［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42］《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网使它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人民日报》1953年1月3日。

　　［43］《全国宣传网工作的目前情况及今后努力的目标》，《人民日报》1952年9月10日。

　　［44］《列车宣传》，《人民日报》1951年1月3日。

　　［45］《出色的宣传员们》，《文汇报》1950年12月27日。

　　［46］张子诚：《六十春秋电影情》，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47］《东北参加和平签名人数已占全区人口百分之七十 华东接近五千五百万人签名目标》，《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3日。

　　［48］《天津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发展和巩固党的宣传网的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7月16日。

　　［49］夏端：《中南区宣传员工作概况》，《人民日报》1951年1月15日。

　　［50］李维光：《各地建立机关宣传员的经验》，《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8日。

　　［5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8页。

　　［52］《湖南醴陵县三铺乡农民生产情况调查》，《人民日报》1952年4月13日。

　　［53］《全国夏征工作接近完成 华北区超过原指标数百分之四》，《人民日报》1952年9月1日。

　　［作者简介］杨丽萍，历史学博士，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062。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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