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举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负责，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由礼部侍郎或临时指定的官员负责，称为知贡举。主持考试官员的级别大大提高。

　　明经、进士考试合格，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就可以参加铨选。

　　唐代官员的选授，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六品以下中下级官员在方法和程序上是不同的。五品以上官员由宰相提出名单，皇帝批准后制授，授官前不经过考试。五品以上官虽然不考试，但在达到五品职位前也是经过一次次考试，不断升迁才达到的。而且在授予官职前，还需要宰相在政事堂讨论，然后奏请皇帝批准。对其才学、政绩也是经过严格考核的。六品以下官敕授，由尚书省负责，其中文官由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

　　铨选的具体程序是：先由应选者投状，到他的本郡即原籍，或是故任所，就是原来担任官职的地方，取得解状后，十月份到尚书省。吏部根据应选人的解状、籍书、资历，还有考课情况，进行审核，然后根据四才三实，定其留放。所谓“留”就是授与官职，“放”就是不授予官职。

　　“四才三实”是当时考试的科目和授官的标准。“四才”，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辞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三实”，是德行、才用和劳效。才用就是才能，劳效就是劳绩。应选者集中以后，审查合格，就先要试判两道，以观其书判。试判之后，进行面试，以察其身言，谓之铨。试铨之后，即可定其优劣而决定留放。留者还要面谈，询其便利而拟其官，谓之注。选人对所注之官如不同意，可以提出。如果三次都不同意，可以参加下一次铨选。吏部确定任官名单，以奏抄的形式送门下省审核，然后上闻。中书省以敕旨的形式批复后，由吏部发给告身。

　　唐初制度，入仕后升迁以四考为限。对于在职官吏，唐朝还建立了考课制度。考课具体的做法，跟现在的做法大同小异，但透明性更强。具体做法是本人先写一份工作总结，然后由长官召集本部门人员，由长官对大家宣读，大家评定，并根据本部门各类考第的比例限制，决定考第。最后申报到尚书省，审核评定后宣布考核等第和结果。

　　考课的标准有四善二十七最。“四善”一是德义有闻，属于现在所谓的政治标准，现在也叫德。二是清慎明著，做官是否清廉、谨慎。唐朝非常强调做官清廉。三是公平可称，就是处理政务要公平。四是恪勤匪懈。这是对各级官吏的基本要求。

　　“二十七最”中，“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就是人事部门在铨选人才的时候，能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上来，就是最佳表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就是一般的办事部门在决定事情的时候，要能够及时把事情办完，而且合乎制度、合乎情理。“礼义兴行，肃清所部”，就是地方治安很好。后来唐朝政府在对地方官的考核中，出了新的标准。

　　“四善”主要是品质方面，很具体很关键，如果做官真正能够做到这些方面，就应该是一名好官了，这四条很准确很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唐朝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抓住事情的一些关键，用最简单、最明确、最白的方式表现出来。考课的多少，考课的等级，就按照“善最”的多少决定。比如一最以上，有四善的就为上上。政事粗理，无善无最的为中下。没有大过，也没有大善，为中下。这是对官员最起码的要求。“爱憎任情，处断乖理”、“背公向私”、贪污，这些都是下等，要解除职务的。得了上考、中上考、中考，就可以正常升迁。四考中中，就可以升一级。四考中上，就可以升两级。考课的等第和升官联系在一起，而且跟官员的经济利益也联系在一起。中上以上的，可以每年加一季禄，中下以下，就要夺禄。

　　流外官也有考第，流外官主要负责一些具体工作，最基本的要求是“清谨勤公”，要清廉要谨慎，要勤劳要为公。这是上等。“居官不怠”就是勤勤恳恳地办事，是中等。“不勤其职”是下等。

　　以上就是唐朝确立下来的一整套选举制度，包括铨选制度、考课制度。其中心就是要选拔出适合不同需要、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人才，保证政务的正常运行。

　　唐朝前期，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在用人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唐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用人必须用其所长。这就突破了曹操所说的“乱世用其才，治世重德行”的思想。唐太宗还说过，“所以择贤才，为求安百姓”，不以亲故为限，用人为了老百姓。为民的思想在唐朝有很大发展。唐朝后期柳宗元有一个很有意义的说法，就是做官不是要劳役老百姓，而是要“役于民”，是给老百姓当差。这是很高的思想。当然在真正的政治实践中间能够做到这样的官员，那是太少了。

　　武则天的用人，在唐代在后代都受到很多人的赞扬。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五）中说：（武则天）“滥以禄位收取人心”，就是武则天为收取人心，广泛吸收人才做官，大开制科，通过考试吸收各种有用人才。还可以自己推荐，也鼓励下属推荐，“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就是如果不称职，马上就会被罢免、刑诛甚至于被杀。“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就是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人才，另一方面，明察善断，严格考察人才。所以当时能够把一些最优秀的人才，吸收到自己的周围。武则天不仅在当政时吸引一批优秀人才，像李昭德、狄仁杰、娄师德、李峤、徐有功等，对当时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人才。开元二十二年以前，在政治舞台上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都是武则天培养和选拔的。没有这些人，就没有“开元之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武则天对这些人才的正确的培养和选拔，也就没有“开元之治”。

　　唐代知贡举的官员与被录取的进士结成了座主、门生的关系，成为唐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宋太祖有鉴于此，实行殿试，把取士大权收归皇帝，以防止知贡举官员与及第举人结党营私。考试时还实行锁院、封弥、誊录制度。

　　北宋开始扩大录取名额，还对多次参加科举没能及第的士子实行特奏名的制度，授予他们出身和官职。进士考试合格的，不需要经过再考试，直接授官，实现了出身、入仕的合一。录取时按成绩分出名次，按不同名次授予不同官职。虽然选举合一，但出身仍然是多样化的。

　　明朝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几个级别。未进学的士子考中后入府州县学读书，称为生员，又称秀才。生员优异者可选送京师国子监就读，成为贡监生。生员参加乡试，合格者即为举人。举人赴京参加会试、殿试，被录取者为进士。监生、举人、进士都享有选官资格。

　　至于授予进士、举人的官职，完全贯彻了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并且拉大了所授官位的距离。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二、三名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一般可授知州、知县。比宋更加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