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要基本肯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重大事件

　　所以要基本肯定，就是鉴于上述五个方面复杂关系权衡之后的综合把握。第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既然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残酷斗争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只要国民党政府不放下屠刀，改变“剿共、灭共”政策，只要共产党存在和发展起来，它的成立是迟早的事。尽管条件不成熟，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它，正如对早产婴儿的态度一样。第二，既要看到中央领导的“左”倾错误与人民群众艰苦卓绝斗争的相悖关系，更要着眼于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付出的无比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为了它的成立，以及建设它和保卫它，苏区军民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是可歌可泣的。正如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说的：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中国苏维埃运动10年，也可以说“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既有刻骨铭心的磨难，也有感天动地的奋斗，必须予以肯定。第三，对党的路线斗争应放在适当位置加以正确把握。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历史，不考虑毛泽东所处的逆境状况，忽视毛泽东这时的心路与遵义会议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心情的巨大反差，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不要把这个时期的路线斗争无限夸大和绝对化，乃至置于高过同国民党斗争的地位。这也是不对的。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毕竟是同国民党作斗争，属于敌我关系。路线之争是党内矛盾，再尖锐激烈也是第二位的。基于这三点，我认为应当基本肯定这个重大历史事件。

　　所谓基本肯定，是相对于“完全肯定论”讲的。我不赞成动不动就将要肯定的问题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高度来定位。因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毕竟是共产国际提出的，甚至连许多法律法规,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都是人家草拟的。尽管有所调整，但以苏联经验为范本，照抄照搬的烙印是明显的，不好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何况它的成立与当时中央“左”倾领导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行动纲领有密切关系；它的不少重要政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因此，我不赞成“完全肯定论”。许多在党的历史上要肯定的东西，不一定都要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很多是肯定它的革命精神和历史影响。

　　（四）怎样充分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呢

　　讲要充分评价，是针对“根本否定论”而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有“左”的色彩，但不能说就是“左”倾路线的产物。这两者不能划等号。若这样，就完全抹杀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付出的无比巨大的奉献和牺牲。只要到各个苏区走走，体察一下苏区人民对苏区历史的深厚热爱之情，就会感到这种观点与当年的“左”倾政策和做法一样，很不近情理。

　　怎样充分评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呢？前面对中央苏区评价的有的内容实际上也包括了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评价。最主要的是四点：

　　第一，尽管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但它毕竟是党要建立新的国家的一次预演，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第一次成为新社会的主人。

　　第二，它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开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从哪里开始？学者们也是见仁见智。我以为，是从中央苏区开始。因为中共临时中央在这里，还有它领导的初始国家政权在这里。这是完整意义的“局部执政”。

　　第三，它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治国理政的人才。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苏维埃政府系统的干部就有1.3万人。党团系统干部约2万人。领导和管理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

　　第四，它对于后来苏区和红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枢纽作用，对中国革命的走向发生了积极影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讲了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没有提及。到1985年10月，胡乔木在答复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提出的问题时才指出：“对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似不能只从消极方面去看。成立中央政府不但对我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加强了合法中枢指导作用（否则‘中央红军’这一名词也缺乏法律根据），在以后对张国焘斗争中的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对尔后与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发表《八一宣言》和在与蒋介石谈判中取得一定的对等地位和成立各地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也有重要作用。当然，指出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是完全必要的。” [3]P232这个评价应当说是客观的、公允的。

　　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座谈会上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一段评价。他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根据地建设，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也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这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第一次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作出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代表了目前党中央的认识，广大党史工作者热烈认同。

　　三、应充分宣传和弘扬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

　　这些年党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纪念重大的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来推动党史研究。这被称为“纪念党史”。这种“纪念党史”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程式，即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总结经验、弘扬精神。这次学术研讨会，尽管是纪念中央苏区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两个80年，但就弘扬精神言，我到井冈山来讲话一定要讲两个精神，即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不能只讲后一个精神，不讲前一个精神。

　　（一）我党应大力宣传和弘扬井冈山精神

　　2005年在兴国召开的第一次苏区精神研讨会上，我在《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的讲话中，为了论证苏区精神存在的历史根据和理论价值，讲了四个观点：

　　一是将10年土地革命战争历史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以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历史作为参照，认为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是两个发展阶段。尽管这两个阶段有它的共同点和延续性，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不能混为一谈，并论列了五点理由来说明这样区分的历史必要性。一是两者的时间长短差距较大，前者为两年零四个月，后者为五年零十个月。二是两者的活动空间不同，前者鼎盛时的面积只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后者鼎盛时的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50余万。三是两者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实践活动基础不同。井冈山的斗争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块根据地，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开创的“井冈山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但由于时间短，许多光辉的思想理论还未完全展开。在中央苏区，由于时间较长，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主要是在这个时期丰富发展起来的。四是两个时期的领导主体的变化情况不应当忽视。在井冈山,那里的实际领导人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的主体变化较大。毛泽东不仅不是最主要的领导人，而且其党权、军权和政权先后实际上被剥夺。五是两者所进行的战争的规模不能同日而语。战争的主要形式变成了大规模的运动战，乃至阵地战。因此，这是两个阶段，不能用一个代替另一个。

　　二是认为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精神”形态，不能只讲一个。我认为，这个“精神”、那个“精神”，都是与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历史发展相联系的，会打上鲜明的时间和空间印记。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既然是10年土地革命历史的两个发展阶段，那么，作为反映这两个阶段历史发展的精神形态就会有两种“精神”。这两种“精神”既会有许多相通的共同之处，但也会有各自的个性特点。就不同点来说，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精神的源头，具有伟大的开创性、奠基性和初始性。它的主要内涵是紧紧围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崭新理念而展开的。按照江泽民的说法，包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对苏区精神，在那次会上，不少学者都有各自的表述。我将其概括为：星火燎原，信念坚定；反对“本本”，开拓进取；执政为民，争创第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这是40个字。两者的关系是：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自然延续，也是井冈山精神的巨大深化、拓宽、丰富和发展。

　　将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精神”，是否会影响对井冈山精神的认识呢？不会的。一个“精神”的伟大意义不在时间长短，而在其内涵本身。井冈山精神开辟的作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井冈山道路，这是任何其他“精神”不可能取代的，仅此就会永垂党的青史。这两个“精神”分开之后，井冈山精神的价值不会受到影响，而苏区精神会凸显它在党的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至于说将两者分开后，江西一省出现两个“精神”，是否会导致宣传“混乱”？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苏区精神”不只是江西一省的，尽管以它为主体，但还包括全国10多个苏区。再则，这种好的“精神”多了又有什么不好？它恰恰说明这块红土地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

　　三是应将苏区精神与“左”倾错误加以区别。一些同志不赞成提苏区精神，有一个认识误区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不能区分苏区精神与“左”倾错误的关系。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许多苏区都犯有严重“左”倾错误，就不能不影响对苏区这段历史的正确认识。其实，这是完全可以区别开来的。因为“左”倾错误主要是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员贯彻执行的，而那段苏区历史艰苦卓绝的斗争业绩虽然也不否定领导方面有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政策，但主要是广大苏区的干部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创造的。就是对犯了“左”倾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否定一切，一错全错。多年的历史影响不能在短时间内清除，就使苏区这段历史没能得到充分宣传，特别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领导人所在的那些苏区，其所受的影响更大。但历史前进到21世纪了，应当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一些问题，将苏区精神与“左”倾错误区别开来。

　　四是提出了反映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精神”系列问题。目前，媒体讲各种“精神”的很多，不同层面的大小“精神”数不胜数。我将其归纳为各种不同类型，认为就反映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精神”来讲，已经形成一个“精神”系列。这就是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构成了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精神”系列。如果说苏区精神对井冈山精神是“承上”关系，那么它对长征精神等则是“启下”关系。这个系列的“精神”是一脉相承、延续发展的关系。没有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就不完整。只有加上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的历史之链才能完全衔接起来。

　　所以，我为苏区精神鼓与呼，丝毫不存在贬低井冈山精神的问题。

　　（二）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是苏区精神从学术层面进到政治层面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的转折和飞跃

　　自2005年第一次苏区精神研讨会以来，我们许多同志都盼望着这一天。因为这些年来，在要不要提苏区精神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不同认识。除了上面说的只提一个“精神”，不必讲两个“精神”的认识之外，还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就我接触的媒体而言，不少人都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央主要领导人没讲过，我们不能随便宣传。无论怎么去讲道理，政治宣传方面的困难很难突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始终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并初步概括了它的基本内涵。这对于长期致力于苏区精神的广大学者来说，其兴奋之情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

　　为什么说这是个飞跃呢？因为对一些重大理论认识问题的认定，仅在学术圈子里形成共识是不够的，没有政治力量的推动，是宣传不开的。习近平同志这次讲话，是多少年来研究苏区精神的广大学者所期盼的在政治层面的一个重大突破，苏区精神由学术研究层面进到党和国家高端级别的政治宣传层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和飞跃。

　　（三）应充分宣传和弘扬两个伟大的革命精神

　　习近平同志“11·4讲话”是大力宣传和弘扬两个伟大革命精神的一个很好的契机，要充分把握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尽管他只讲了苏区精神，因为是纪念“两个80年”，但两个“精神”是完全相通的。对井冈山精神的内涵，经过这么多年的研讨和宣传，已取得了共识。习近平同志讲苏区精神，主要是从政治大局角度讲的，至于对苏区精神内涵如何概括，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继续探讨。这是很次要的问题，决不能因这类属于学术层面的具体问题影响对习近平同志讲话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的学习和宣传。习近平同志讲“苏区精神”的那段话很清楚，是“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他讲的28个字之后，还有一个“等”字，就说明对主要内涵的表述没有封口。有学者从学术研究角度提出，对“苏区精神”内涵的表述，还可以丰富和完善。这是完全允许的。习近平同志对“苏区精神”的表述是非常开放的态度，学术研究百家争鸣嘛，学者们完全可以为其丰富和完善作出自己的努力。

　　怎样充分宣传和弘扬两个伟大的革命精神呢？我以为，习近平同志讲的五个“我们要始终”，应当很好地深入贯彻落实。不仅他强调的思想路线、理想信念、人民利益、文化建设这四点，贯穿在两个伟大革命精神之中，就是他概括的苏区精神的内涵，前面说了，也与井冈山精神一脉相承。他对大力弘扬苏区精神的要求，也适用于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充分宣传和弘扬两个伟大的革命精神，按照“11·4讲话”的要求，就是继承先烈遗志，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思想品格，培养浩然正气，牢记“两个务必”，从而更好地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两个伟大精神反映的80多年前的革命斗争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两个伟大精神是永存的。只要共产党是执政党，就一定会不断宣传和弘扬这两个伟大精神和其他精神。两个伟大精神将与中国共产党共生！

　　（本文是作者2011年11月13日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胡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J].独立评论,1933(49).

　　[3]《胡乔木》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