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4日，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习近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11月7日，瑞金召开了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大会。11月13日至14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又召开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三个会的主题同一，都是为了纪念苏区历史，弘扬苏区精神。

　　土地革命战争是一段光辉、艰难、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其中中央苏区时期尤其复杂，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央苏区史以及苏区精神，我想讲以下三个问题。

　　一、应充分肯定中国苏维埃运动这段革命历史

　　对中国革命与苏维埃运动，网上和坊间有不少看法，并潜伏着一种否定的倾向。一是认为共产党不应当进行土地革命战争，这是逆历史进步的反现代化革命。二是搞苏维埃运动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左”倾教条主义。就这两个问题，我谈点看法。

　　（一）研究党的历史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

　　这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不少歧见就源于这个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是什么？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评价历史事件和臧否历史人物。研究党史，一定要讲立场、讲观点、讲方法。什么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不是部分人的小众立场。什么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姓“马”而不是“非马”的观点。什么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而不是形而上学、走极端、搞片面性、以偏概全的方法。一句话，科学历史观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研究历史、党史的科学之道。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就不能通过假设历史来否定历史，就不能通过苛求历史来非难历史。上述两个问题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现在很少讲立场、观点、方法，以为这些是陈旧的老古董了。一些人很崇拜近现代西方学者的这个学说那个理论，但在我看来，那些学说理论，最多只能说明部分社会历史现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全面地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客观规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讲立场、讲观点、讲方法。不讲立场、观点、方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至于怎么讲，那是能否与时俱进、科学把握的问题。用僵化的思维定势，当然不行。只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具有世界眼光，坚持讲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党的历史，那就是毛主席说的坚持了“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1]P331-332

　　（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坚持理想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土地革命战争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研究历史问题，不能像有的“侃爷”那样胡编历史剧，想当然地“华山论剑”，闭门造车，夸夸其谈，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研究土地革命战争，首先应当还原那段历史。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投降，在国民党政府的卵翼下苟且偷生。二是隐退，不干了，或“金盆洗手”，或“躲进小楼成一统”，做买卖，搞学问，不再过问时政。三是斗争。一大批革命先烈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选择了后者。为什么要坚持革命斗争呢？一是从宏观理论上讲，就中国的大势言，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矛盾一个也没解决。国民党政府依然维护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甚至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加深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更厉害了，并且形成和发展了新的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异常艰难。二是从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看，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疯狂屠杀的残暴政策，有血性的革命者不能不奋起反抗。从全国来说，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有32万多人被杀害，党员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的5.8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满怀革命理想，立志于拯救国家、振兴中华的共产党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流淌在它的血脉之中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的精神的必然选择。

　　（三）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而是那时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不可能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认为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逆历史进步的反现代化的观点，是站不住的。这种观点只要求共产党放下枪杆，为什么不要求国民党放下屠刀呢？北伐革命本来是两党合作的。尽管后期的农民运动和工人斗争有过火行为，但中共中央已在纠正。在革命洪流中，群众发动起来了，有过火行为是很难避免的，也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国民党以此为借口，同共产党翻脸。这不是共产党背信弃义，而是国民党反目为仇。如果不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捅刀子，共产党决不会拿起枪杆子上山搞土地革命。共产党是希望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北伐革命成功后共同携手按照“建国大纲”，搞现代化建设的。但国民党反动派容不得共产党，要处心积虑消灭共产党。怎么能说共产党求生存进行土地革命是反现代化呢？如果国民党果真要实行现代化，那就应当放下屠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同共产党一起合作建国。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将纳税人的钱，搜刮的民脂民膏，用来买军火，扩张军备，进行消灭共产党的战争，哪里是在搞现代化呢？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胡适发表文章都说：大多数农村所以破产，农民所以贫困，是由于国内政治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现时内地农村最感痛苦的，是抽税捐太多，养兵太多，养官太多。纳税养官，而官不能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纳税养兵，而兵不能尽一点保护人民之责。剥皮到骨了，血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受一丝一毫的治安幸福。在这种痛苦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2]P2国民党的这种政策能够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最终目的，使革命取得胜利，还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而奋斗，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共同努力，经过２０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这就包括了土地革命10年的艰苦卓绝斗争。也正因为有了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革命取得了胜利，才有我们国家今天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否则，是不可能的。有人说，台湾不是实现现代化了吗？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台湾的现状。即使如此，也是在离开大陆之后，改变了过去的某些政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而它在统治大陆时却不是这样。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当代的巨大进步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中国大陆真正实现现代化。

　　（五）中国共产党人是实践论者，没有一个先验的认知模式。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当初只能选择苏维埃运动形式

　　先引进后创造，先照搬后超越，这不仅是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的必经阶段，探索社会政治的发展道路也有这种情况。近代中国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不断地学习外国就经历了这个过程。在引进照搬过程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会被历史淘汰；基本符合的，经过改造，再超越，最后成功了，就成为中国化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也不能不如此。怎样打天下？尽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但也不是先验论者而是实践论者。不是要以俄为师么，既然苏联革命成功了，且是通过城市武装暴动这种形式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跟着学呗。那时的党只认为十月革命的经验好，满脑子是城市武装起义观念。基于这样的认识，先是大革命北伐时期在上海接连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尽管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还没认识到城市武装暴动不符合中国国情。大革命失败后，怎样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首先考虑的仍是城市武装暴动，所以举行南昌起义。就毛泽东言，尽管在八七会议前已有“上山”思想，但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最初的目标也是打长沙，只是没有打下来才迅即转向井冈山，而并非一开始就决定上山。当时全党没有“上山”这个思想。就是在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央虽然决定暂时不发动城市武装起义，但并没有认识到要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那时中央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所以才有接连的三次“左”倾错误。毛泽东是通过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才认识到：党要到反革命势力薄弱的边远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才有发展前途。因此，才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经过从井冈山到开辟中央苏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逐渐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论。

　　（六）对10年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要充分肯定，从全过程来说尽管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但通过在10年苏维埃运动中的漫漫求索，毕竟获得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实践成果，这是这段历史的基本面

　　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从学习苏联革命经验开始，先在城市后到农村搞武装暴动。在农村也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才认识到要立足于农村，壮大革命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符合认识的发展规律。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一是对革命发展规律认识的早晚；二是对已认识到的革命规律是支持、赞同，还是否定、反对和压制打击。有了不同的认识，就出现了路线之争。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一是他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比较早；二是他始终坚持，不怕打击。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最后大家都服了他！但是，在土地革命初期兴起苏维埃运动之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才有这样的觉悟。经过苏维埃运动10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发展正确道路的认识和形成的理论，超越了苏联革命经验，成为一个伟大创造。

　　毫无疑问，10年苏维埃运动这段历史极其复杂，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一段异常重要的时期。在党领导革命28年的历程中，就革命内涵言，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仅仅揭开了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序幕，那么在这个时期，党才真正成为近代革命的主角，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开始得到全面展开。它不仅是民主革命最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且革命环境最为艰难、斗争形势最为险恶、挫折和曲折最为频繁、党和红军几乎濒临绝境而又发生生死攸关的转折的时期。此后，党走向成熟，由小至大，由弱变强，夺取革命胜利乃成势所必至。这个时期既凸显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特色，也是决定党的命运的关键时段。

　　因此，对土地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要充分肯定。只有肯定了这段历史，才能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这段历史站住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执政才有充分的历史根据。

　　二、应充分评价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

　　中央苏区的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土地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时期的两大重要事件。怎样评价这两大事件的历史地位，学界的看法很不一样。

　　（一）对中央苏区的评价，广大学者是肯定的，一般说来没有大的分歧，只是在归纳上有不同表述，基本上大同小异

　　我在2005年的《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一文中论列了8条，即：第一，中央苏区时期是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所受的艰难困苦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历经磨难，刻骨铭心，长久受益。第二，中央苏区时期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艰苦探索，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时期。第三，中央苏区时期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在发育成型的时期。第四，中央苏区时期是开始磨砺和造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期。第五，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中开创新的途径和形成党的优良作风的时期。第六，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国家政权形态，积累治国经验和锻炼执政能力的时期。第七，中央苏区时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人民战争积累经验的时期。第八，中央苏区时期是为党和人民培养造就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时期。

　　（二）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评价，学界的歧见很大

　　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完全肯定的，将其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二是根本否定的，认为它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三是基本肯定它的历史作用，但认为它的成立及其一些重要政策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在每种观点中，认识的视角、把握的分寸又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按其基本倾向看，大体是这三种看法。

　　为什么学者们认识的反差如此之大呢？因为苏维埃运动这段历史，如前所述很复杂。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又是这段复杂历史中最为复杂的一个历史问题。学者们由于受人生阅历、知识结构、研究方法以及情感倾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学术观点自然有所不同。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影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复杂因素，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后的对抗关系。前已论及，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疯狂镇压，共产党不能不反抗，在革命力量发展起来后就要造成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以更好地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这是两党你死我活残酷斗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二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变化关系。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民族矛盾凸显，国内阶级关系重组，曾经脱离过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靠拢共产党，各方面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极有利于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发展。在这个事变后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坚持与国民党斗争的同时，如果及时调整政策，顺应形势变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那将是一个很好的局面。可惜的是，当时的认识没能跟上这个变化。

　　三是党内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关系。那时的正确路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错误路线先是以李立三、后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这个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这是毛泽东一生处于逆境的主要时期。尽管在当时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两个主席，但不意味着“左”倾领导对他委以重任。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评价不考虑党内路线斗争的背景和毛泽东那个时期的处境，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但也有一个如何把握的问题。

　　四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很厉害，指示既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那时的“左”倾领导不能做具体分析，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言，从1929年冬始，共产国际就一再电令中共中央，“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但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看，即使到三十年代初期，革命高潮并未像原来期盼的那样到来。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两个政权的对抗，虽然对革命发展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成立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

　　五是中央领导的“左”倾错误与人民群众艰苦卓绝斗争的相悖关系。在党的历史上，这种相悖关系多次发生，是使党的历史具有悲壮色彩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期是党的历史异常悲壮的一幕。中央领导层的激烈路线斗争，广大党员、一般干部和群众不了解，只要是党的号召都积极响应，再大的困难也努力克服，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苏区人民在开辟苏区、建设苏区和保卫苏区的斗争中作出了无比巨大的奉献和牺牲。这种革命精神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大书特书。

　　研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把握，因而其评价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