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中国历史特殊的发展道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是“两破两立”，即不断打破那种以为中国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成为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想；不断打破那种以为资本主义文明就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幻觉，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文明才是当代文明真正出路的思想。［14］强调了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为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在序言和总纲部分就写道：“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4］（pp1,2）这里明确规定了工人阶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由于当时我们党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遗留的任务。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在文化教育上倡导的也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4］（pp10~11）但是，由于《共同纲领》在当时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所以它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无疑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组织和法理上的保障。此后，党采取了包括开展深入广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等一系列措施和步骤，上述核心理念不仅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共识，也日益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识。

　　另外，随着1952年底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及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由此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序言中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5］也就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952年，中国经济内部关系就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特别是公私经济所占比重有了根本性变化：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从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工业占82%），私营工业从633%下降到39%。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国营商业从1950年的232%上升到1952年的605%，私营商业则从761%下降到363%。这些变化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更为增强。［11］（p184）到了1954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有了较快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公私合营阶段。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在思想文化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国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群众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方法”，那么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则为这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方法”写入宪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这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方法”加以确立，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水到渠成。

　　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6］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明确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16］（p461）。这表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此后，宪法虽然多次修订，但上述基本思想始终没有改变，成为中国宪法的根本精神，成了我们的立国之本。

　　四

　　加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创新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原本就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17］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及时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实现理论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才是“香”的和“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此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1949~1956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并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深化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许多认识。比如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党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肯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5］（p71）在对待农村富农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18］由于《共同纲领》没有明确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上不时出现一些“左”的偏向。为此，刘少奇等多次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很远的将来的事，“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19］

　　1953年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实际，创造了通过互助合作形式逐步把农业和手工业引上集体化道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等一系列做法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及时地转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明确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在1956年前后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毛泽东指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20］在毛泽东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关于区别于苏联发展模式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经济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的思想、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关于“向科学进军”和“双百”方针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是“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党的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段华彩篇章”。［21］

　　在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上建设新中国，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和国情的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列主义的书本上可以找到的现成的答案并不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也不多。这就需要不断地根据实际状况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它的直接结果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而且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2］另一方面，所取得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又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进而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有生机、更具活力、更有吸引力，更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

　　胡锦涛曾经明确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入手。”［23］虽然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会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特征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当今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与1949~1956年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那一时期所积累的经验仍是我们今天继续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一笔宝贵的财富。

　　［ 参 引 文 献 ］

　　［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2］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文献选编）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1页。

　　［3］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1994年第5期。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6］吴景超：《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光明日报》1951年3月28日。

　　［7］杨人梗：《跟农民学习以后》，《光明日报》1951年4月16日。

　　［8］汪宣：《我在土改工作中的体验》，《光明日报》1950年4月2日。

　　［9］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光明日报》1951年6月29日。

　　［10］《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11］《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12］《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74~575页。

　　［14］《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教授》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8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0~522页。

　　［1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332页。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页。

　　［19］《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20］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2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页。

　　［2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1页。

　　［2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页。

　　［责任编辑：叶张瑜、郑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