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多样共生的状态。它既是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相互交融，又是本土的、外来的以及不同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共存。不过，多样共生并不等于彼此地位等同，其中那些集中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居于主导地位，对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起着统摄和引领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最根本的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升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成为党、国家、人民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提供理论说明与精神支撑。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今天继续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和有益的参照。
一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在意识形态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心理认同的程度和现实生活中自觉践行的程度，而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学习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前提。所以，1949~1956年间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是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和学习开始的。这是此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1］当时，这种宣传、教育和学习是以党员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为重点的，目的是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和学习，实现他们世界观的转变。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由于经历长期的革命战争，党的干部队伍的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很多老干部甚至是负有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虽然丰富，但“缺乏理论是很大的弱点”。［1］（p48）新参加工作的国家干部，虽然文化知识已有一定的提高，可是同样缺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训练。另一方面，新政权刚建立，必须吸收知识分子为之服务。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比较高，但懂得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却很少。相反各种唯心主义和旧思想对他们却有着广泛的影响，其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往往与人民大众格格不入。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重点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在党员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以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教育运动。1951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提出：“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所以必须领导全体党员和广大民众“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地学习，以便逐步地造成全党的理论高涨”。［2］由于本次学习教育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干部群众与知识分子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又是从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开始的。学习的主要教材是于光远翻译的《从猿到人》和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通过学习教育，不仅使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初步掌握了历史唯物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劳动创造人本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等，而且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和基本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大约从1951年开始，学习的内容又有所变化。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由此，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从认识论转到了辩证法。许多人在学习之后不仅知道如何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且开始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和矛盾分析方法指导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在这一阶段，由于《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卷的出版，在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中间，还开展了《毛泽东选集》的学习教育活动，使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又加进了政治经济学、列宁和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内容。通过以上内容的学习教育，不仅提高了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更为在新中国确立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根据当时知识分子的自身情况，开展了广泛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更多地担当知识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创造的重任，从事“精神生产”，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这个群体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大约有500万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人“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3］思想上还没有彻底脱离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小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束缚和影响。改变这种“客观存在”，使知识分子群体从心底里认同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一个必须解决而又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则是必要的选择。1949年12月，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4］ 1950年6月，毛泽东又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5］1951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为京津两市的高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概括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两条途径：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二是向广大劳动人民学习，这主要指参加土地改革等社会实践。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接着全国政协常委也作出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指示》，由此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展开。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途径，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其具体内容和成效已有叙述。要补充的是，单纯的理论教育和学习如果没有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效果还是打了折扣的。1949年底至1951年底，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数十万知识分子成为土改工作队员，亲身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其中有些人不无感慨地说：“在解放以后，我们也学过阶级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但两年的学习，其所得似不如一个月的实践为深刻”［6］；“参观一次土地改革，胜过两年的学习”［7］；土改“对于知识分子，实在是理想无比的思想改造的好机会，就我个人来说，它将是我思想改造过程中的里程碑”。［8］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语表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对于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帮助他们认同共产党领导、接受马克思主义，确实起着比单纯的学习教育更为显著的作用。通过参加土改实践，知识分子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意识、阶级立场、劳动观点、群众观点的理性认识更加深刻，而且也拉近了他们与工农大众的感情，为其认同共产党领导，信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心理上的铺垫。
二
要在新中国真正建设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仅仅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和学习还远远不够。实际上任何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和风平浪静，必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争鸣，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斗争，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对各种错误思潮和典型的批判。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和典型，是此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错误思潮和典型的批判主要有两次：首先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1951年5月开始至7月底结束。虽然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但其影响却很深远。武训生活在清朝末年，幼年丧父，随母乞讨度日。稍长，因累受恶人欺压而把苦难的根源归咎于没有文化、不识字，于是发愿以“行乞兴学”的方式救助穷人的孩子上学读书。50岁之后他在堂邑办起了三所义学，并在乞讨中度过余生。本来，武训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义，但经过电影《武训传》编导人员的加工，武训成了不屈不挠地为中国人民解放献身的“先贤”。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因为这不仅涉及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价值观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等重大历史观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电影公映后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正如当时有的评论所言：“在衷心的赞叹和景仰声中，武训被推崇得‘高入云表’”。［9］在这种情况下，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最后修改并定稿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下简称社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电影《武训传》中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社论还特别严厉批评了“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10］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武训摆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考察，帮助人们从中分清什么是人民革命，什么是改良主义，以提高人们的认识是有必要的，也是当时正在重新学习的思想文化界所十分需要的。［11］
其次是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胡适毕生都在宣传实用主义，并把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对“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当时郭沫若所说：“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12］这种情况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发生在1954年末。事情的起因是，两个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对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方法和观点进行正当的批评而重重受阻，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10月16日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中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毛泽东在信中还明确主张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3］此后，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评很快转向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中国科学院、文联、作协和全国主要高校的文科系、室等都投入批判运动。从1954年12月至1955年8月，全国各主要报刊就发表了200多篇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内容涉及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文学思想以及文学史观点、哲学史观点、考据学观点、“红学”观点、禅宗史观点等等，可谓是一次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清算。
在此，不可能对以上两次“批判运动”的功过是非作全面深入的评价。我们想强调的是，对于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努力构筑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和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当然，这其中的许多教训应当吸取。另一方面，思想领域各种现象纷繁复杂，如果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必然去占领，占领以后如果不去坚守，也会被逐渐攻克。这就需要党中央和党的领导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力，善于发现错误思潮，并用正确的思想通过各种方式加以纠正，这是意识形态建设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做法，对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仍是有意义的。
三
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所体现的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由国家公共权力构建并推行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所以，它一般说来是政党和国家从整个制度安排的角度加以提倡，并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予以保证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同样也离不开党和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这一外部条件的支持与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多种思想并存、多元文化激烈碰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立法确立和巩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尤为重要，这主要是指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载入宪法。这是此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