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

　　由思想争论引发的观念碰撞，促使人们思考，促进思想解放。在思想不断解放的浪潮中，我们开拓新路，走出了宽广的发展道路。解放思想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收获解放思想带来的丰硕成果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加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

　　第一，对待“异端”要采取宽容的态度。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想法，往往是由少数人首先提出的，而一般来说最初的新想法和做法并不一定被人们接受，有的还会受到质疑、批判，甚至遭灭顶之灾。如果提出者是领袖人物或知名人士，其命运或许会好些，当然也有的难逃厄运。可见传统观念的坚固、传统势力的强大。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事实证明，科学的进步，都是以怀疑为开端，扬弃传统的理论才能进步。正是因为有了怀疑，才促使人们去学习，去观察，去发展知识。如果没有列宁对马克思“世界革命同时发生”预言的质疑，就不可能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俄国革命道路的突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也难以产生；如果没有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改革开放的抉择难以实现。

　　我国著名的理论家龚育之先生在晚年曾提出了正确对待“异端”问题，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一系列创新，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等，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看来，也都是“异端”。邓小平也说过“异端”问题。针对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5]而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些开始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观念中创造出来的。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传媒的发达，表达途径多样化，社会的容忍度大大提高了。容忍“异端”，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对于不同意见，不仅要允许表达，还要认真分析、吸收借鉴。不能简单地进行“左”右划线，更不能上纲上线，搞政治批判。

　　当然，也不能认为凡是“异端”都属于创造性发展。新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进步的。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有些“异端”貌似创造，也可能是沉渣泛起，也可能是照搬洋教条，也有一些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却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所以，对“异端”不是急于肯定或急于否定，而应该作认真分析。新思想是否科学，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最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历史昭示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异端”，对待争论。要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营造民主讨论、平等交流的研究风气和宽松氛围，倡导不同观念争鸣和切磋的理性精神。思想争鸣不是搞政治批判，要尊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学术规则。只有自由表达、共同探讨，思想才能进步、真理才能辨明。

　　第二，正确处理思想多样性与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实践的复杂多样，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必然是多样化的。无论赞成或反对，无论喜欢与否，社会思潮多样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面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辩证思维尤为重要。

　　首先要充分肯定社会思潮多样化的积极作用。多元的思想为真理脱颖而出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真理和误解都暴露在阳光下，人们才更容易辨别。思想的活跃、观念的碰撞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的选择空间。只有思想的多样化，才能够使我们思想有生机、有活力，才能够使我们的思想文化繁荣发达起来。这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要充分估计社会思潮多样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多种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利益群体、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想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世界。眼花缭乱的多样化社会思潮，很容易让人们无所适从，使一些人思想困惑、信仰迷失、理想淡漠，给一元化指导思想的确立增加了难度。 

　  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带来多样化的社会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不加区别地肯定或否定，而应当进行辩证的分析和引导，使正确的发扬光大、错误的加以修正、落后的更新跟进。这就需要正确处理社会思潮多样化与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坚持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和社会意识的多样化，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才能够自觉的按照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规律办事情，广大人民群众才有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只有思想多样化才能够使我们的思想文化充满生机、活力，才能够为我们人民提供极为丰富的思想上、文化上的食粮，也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核心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多样的社会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不是简单取代多样化社会思潮，也不是简单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的引领，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说明先进思潮所以先进的根据并发扬光大之，解释那些无害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可以适应社会主义的道理，分析落后思潮所以落后的原因，揭露错误思潮所以错误的本质。要在多样化思潮中确立主导地位，在多样化观念中寻求最大共识；以主导扩大共识，以共识巩固主导。

　　第三，思想争鸣不能影响大胆试验。

　　实践无止境，认识也必然无止境。只要实践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不会结束，不同认识的交流与碰撞也不会停止。但社会的发展又不可能等一切问题都认识清楚后再行动，更不可能等争辩明白后再付诸实践，而必须是边实践、边认识，在实践中提高认识，在探索争鸣中不断前行。

　　思想的解放，认识的深化，不可能一劳永逸，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动态的、持续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思想争论不能阻碍试验，不能阻止发展。邓小平说得好：“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6]

　　怎样才能看得准呢？如何衡量“准不准”呢？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然而，在改革的步骤、途径和措施上，鼓励从实际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大胆探索，不要过多设置堤防，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改革措施、发展路子，都应予以支持，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时，在“闯”和“试”过程中，要随时总结经验，接受实践的检验。

　　要做到看得准，还要注重拓宽视野，从大局看问题，特别要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就需要努力把握世界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矛盾，洞察全球化大趋势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挑战，科学地判断国际形势，以世界眼光谋划未来发展，善于学习借鉴别人的发展经验，开创自己的发展道路。

　　如何对待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的成功经验是，搞好试验，允许看，对尚不成熟的东西不轻易下结论、不过早作定论。客观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潜伏、暴露和展开的过程，由此决定了人对事物规律的掌握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深到知之较深的过程。“不争论”，是要反对表面地、片面地、静止地对局势下判断，而主张从世界内部矛盾的发生发展中对局势作客观的、全面的、动态的考察，把握局势的性质和前景。“不争论”，不是提倡盲从，不是万马齐喑，而是允许看，允许不同观点存在。邓小平说得好：“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7]

　　对于不同意见，不是搞群众性大批判，而是用实践来检验，靠发展的实际效果来教育、来说服。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不搞强迫。新时期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以及是否允许雇工、是否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以及采取市场经济手段等众多政策性问题上，都是采取了鼓励试验，顺其自然，允许看、等等看的做法。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而用实践来回答。这些看似无为而治的方法，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英明抉择。即使对于一定范围内的错误的思潮，也不适宜搞群众性的公开争论。要保护、鼓励人们的创业精神褒扬改革者，支持创业者，宽容失败者，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宽松和谐的舆论环境和体制条件。

　　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就意味要走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道路，就必然会有风险，有时可能还会犯错误。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说过这样的话：“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8]邓小平的务实态度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为了保证开放创新的“领头羊”不致成为“替罪羊”，要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对试验中尚不完善的，要允许通过实践修正和完善；对试验失败的，要允许调整思路再试验。对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要用平等对话，内部研讨的方式去解决，最终靠实践的结果去回答。 

　　作者简介：

　　王炳林，男，1961年10月生，山东省东营市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著作5部，发表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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