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并把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光辉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回顾60年，可以有多维视角。探讨60年来思想争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正确认识我们今天所高举的旗帜和所走的道路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从邓小平的“发明”说起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回顾共和国的历史，无论开辟道路还是理论创新，都离不开思想争鸣。每当处在时局变化的紧要关头，每当重大决策的出台，总会引起观念的冲突，总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辩。

　　说到争论，人们自然会想到邓小平的“发明”。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2]

　　虽然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方针，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思想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公”与“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姓“社”与姓“资”，改革是对还是错，等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争论，至于一些政策、法规出台前后的争论就更为普遍。究竟应该怎么对待“争论”呢？

　　赞成者认为，真理越辩越明，只要充分讨论，自由争论，才能辨明发展方向，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在争鸣中才能充分获得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在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非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斗争中不断壮大、日益普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与各种教条主义观念的论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反对者认为，争论贻误时机，有害无益。对一些工作有议论、有看法，这无可厚非，但如果陷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则不足取。因为争论产出不来物质财富，相反，还很有可能搅乱人心，丧失机遇，影响发展。必须“在不争论中发展”，凡是认准了的事情，大胆地去试、大胆地去闯，积极探索，努力创新。

　　对是否“争论”有明显的意见分歧。那么，怎样理解和贯彻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呢？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务实的作风和超人的胆略与智慧，探索使中华民族逐渐走向富强的改革之路。过去，我们有过教训：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在所谓的“社”与“资”的问题上搞无谓争论，甚至搞大批判，贻误了发展时机。在改革之初，为了摆脱贫困，人们迫不得已痛苦地反思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既有怀疑，又不忍心放弃，所以在改革过程中也充满了争论，左顾右盼，走走停停，甚至有犹豫和反复。农村改革闯出了新天地，城市改革则是步履艰辛，因为理论认识不够清晰，政策表述上也模棱两可，改革措施上则是“双轨制”。经过“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之路更加清晰，改革的信心更加坚定，改革的成效更为显著。实践证明，正是有了敢于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朴素思想冲破封闭僵化的思想樊笼，大胆试验，真抓实干，才有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不能停留在争论上而影响发展。但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些人把政治风波的出现归咎于改革开放，归咎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于是，本来可以采取的那些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一些具体措施，不必去问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又开始了无谓的争论，甚至上纲上线，拿大帽子吓唬人，影响了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不要搞争论，而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靠实践来检验。可见，“不争论”方针有时代内涵的，是英明之举，也是形势所迫，是具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不争论”就是要在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对改革开放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不要争论，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所以，理解这个方针如同学习贯彻任何理论和方针政策一样，要结合时代特点，要密切联系实际，不能抽象化和绝对化。

　　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如果需要争论才能辨明方向，邓小平不仅不反对争论，而且还积极支持和参与争论。新时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是一场思想大争论，邓小平是支持者和推动者。邓小平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

　　至于学术问题，当然更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自由讨论。邓小平明确提出“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4]。

　　人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同，加之利益分配的差别和思想认识水平不一，在一些问题是出现认识分歧和争论是必然的。我们要提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处理，反对凡事上纲上线以势压人的官僚主义；提倡真抓实干，注重实效，反对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形式主义。不能争论不休而贻误发展机遇，要敢于实验，要坚持实践标准，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而“不争论”方针能够贯彻下去，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位重量级领导人。邓小平是经历过多次惊涛骇浪的伟大政治家，具有过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智慧，在党内外有极高威望，可以拍板，能够压得住阵。他坚持不争论，能够得到大家认同，实践上的成功也教育了持不同观点的人，从而使改革开放的重大措施得以实施，并逐步统一党内多数同志的认识。否则，连一些政策也因为争论而无法出台，那么单纯强调不争论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如果以“不争论”为借口不听取不同意见而独断专行，那更是不可取的。

　  二、思想争鸣推进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