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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 2009-09-07    作者:孙丹    来源:国史网 2009-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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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三反”和“洗澡”,有研究者认为在此前后的各个改造阶段,总体上是和风细雨的,而“三反”时的坦白交代与“洗澡”时在学生群众面前的斯文扫地,“对于一向自视清高的教师们来说,其心灵深处的痛苦和创伤是无以言说的”,但又强调正是首先通过思想改造与政治学习运动相结合,初步推进政治认同;思想改造与社会实践运动即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相结合,进而推进政治认同;其后通过思想改造与思想批判运动即批判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洗澡”运动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推进思想认同;最后通过思想改造与忠诚老实运动相结合,推进组织认同。[27]有人引入政治学中“政治认同”概念,认为“洗澡”的方式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核心阶段,正是通过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方式的“洗澡”,成功完成了知识分子由“身归”到“心归”共产党的过程,使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28]

  在科学界思想改造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勾文增、胡化凯的文章介绍了思想改造运动中科学批判的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由于受到《人民日报》“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没有充分介绍苏联科学的成绩”的批评,于1952年进行了调整,用专刊形式集中介绍了苏联化学批判、天文学批判、生理学批判和物理学批判的情况。研究者认为,科学批判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时期,意味着中国科学界在科学传统、科学范式和科学体制方面完全从西方转向了苏联,为1953科教领域全面展开的学习苏联运动消除了思想和体制上的障碍[29]此外,胡清宁利用地方档案材料,对中小学教师思想改造进行了微观研究,认为江苏地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接管时期开始的学习改造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不间断地进行,建国后与思想批判等运动结合,改造的目标和方式与大学是一致的。[30]

  二、问题和思考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作为建国后知识分子理论和实践的源头,这场运动对新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及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

  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一般认为出现于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用以指代俄国的民粹派。[31]近年来,学界比较认同的概括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和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很多人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分为各种类型,如幕僚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而将具有启蒙性、批判性、颠覆性的知识分子称为最纯粹的知识分子[32]。有的研究者将知识分子分为主流话语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经济型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四类,而人文知识分子又被分为传授型、思想型、批判型知识分子以及文学知识分子[33]

  关于知识分子的作用,笔者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具有阶级属性,知识分子的社会生产活动具有鲜明的精神生产特征,因而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其产品也必然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统治阶级必定要求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产品符合本阶级利益。所谓纯粹中立的知识分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建国初期,共产党要求思想状况复杂的知识分子服务于新中国,并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因此,建国初期改造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是正确、有效的。但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等因素,造成一度过分强调知识分子思想的意识形态特点,而忽视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及其对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二)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状况和思想状况

  认识和评价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要了解当时知识分子队伍及其思想状况。这方面研究的难度相当大,但有助于深化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今天的人们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是一个成分复杂、思想谱系各异的群体,既有革命性和进步性,又因袭历史和传统的重负,因此,也面临着现代转型的任务。然而就其本质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是革命中重要的政治力量,也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重要的智力资源。根据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意识也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问题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研究。

  (三)关于历史评价中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问题

  这一运动的最大成果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整合了中国社会现存的智力资源,并将这些宝贵资源应用到全面展开的国家重建以及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工业化建设中。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是正确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执政党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题中之意,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在社会由急剧的变革转变为平稳发展、新民主主义转变社会主义后,也应该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改造的方式和内容。

  (四)关于当事人的回忆文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种运动当事人各种类型的文字不断问世,这是总结历史、反思过去不能忽略的载体。最早的当数巴金在“文革”结束后1978年开始陆续写成的反思文革的150篇随想,以后,季羡林、杨降、邵燕祥、王元化等等与共和国共命运的知名人物本人的和他人执笔(如《谭其骧前传》)的关于建国初期那段生活的文字渐次问世。这些文字,出自封尘的记忆以及当时的文稿,不可避免地参杂着当事人的个人情感甚至恩怨、牢骚。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这些文字给予了不同的解读和评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它们只是历史的证词和物证的一部分,史学家既要感悟那段历史,同时又要有史家的理性与逻辑,完成还原历史与“述往事,知来者”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于运动阶段划分及各阶段名称和内容,学界看法不同。有研究者认为运动过程还应包括院系调整阶段。各阶段内容也与此略有不同(见崔晓麟著《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并认为,从思想改造的方式、特点和目标来看,作为一个完整过程,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应始于1949年,结束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参孙丹《毛泽东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建国初期的改造运动为例》,刊于《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页。另参见于风政《建国后政治运动的源头——政治学习运动述评》,《北京党史》1999年第4期;吴小妮:《建国初期一场卓有成效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述评》,《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本文不再评述。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国外出版的著作参见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Robert Jay Lifton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tarian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norton,1961.

  []李云峰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下册,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王金鋙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王荣德:《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回顾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

  [11]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9页。

  [12]参见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13]见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章。

  [14]李扬:《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15]王先俊:《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6]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334页。

  [17]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18]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236页。

  [19]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995250页。“就范”说不仅限于知识分子。该书认为,“三反”、“五反”等运动的目的就是使城市干部、尤其是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人员,使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本家等各方面的人员“就范”,以加强控制。见95页。

  [20]李扬:《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21]葛玲、满永:《洗澡运动与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合法化重构——对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治意义的解                                             》,《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6372

  [22]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文史精华》2002年第8期。

  [23]胡文辉:《不要把学院知识分子当天敌》,《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6年第6期。

  [24]刘大椿:《知识贫困与人才匮乏问题之省思》,《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

  [25]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93页。

  [26]戴鹿鸣:《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有力措施:对〈剑桥中国史〉第二章有关部分的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7]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章。

  [28]葛玲、满永:《洗澡运动与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合法化重构——对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治意义的解读》,《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6372

  [29]勾文增、胡化凯:《1952年的〈科学通报〉:思想改造、学习苏联与科学批判》,《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34期,2005131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410092.htm

  [30]胡清宁:《解放初期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学习活动——以江苏地区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1]张弘:《知识分子问题:现实状况与话语体系》,《学术界》2003年第3期。

  [32]林贤治:《五四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http://www.jhyp.sunbo.net/misc.php?xname=5KPOCV0&dname=FUHBEV0&xpos=144&op=print

  [33]王岳川:《社会观察》,《改革内参》2001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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