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要求从旧时代过来的各个阶级阶层的人都要通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并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放在首位，将其视为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51年秋至1952年秋，北京大学发起的教职员政治学习经由党和政府积极推动，从北京、天津20所高校推广到全国高校和中小学校，并逐步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科技、民主党派、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商、宗教等社会各界知识分子，历经政治理论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到组织清理几个阶段，史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①]

　　一、研究现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政策，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知识分子思想等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当代中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点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与此相比，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和争鸣文章不算多，专题研究论文有数十篇，但论及该问题的论文则有数百篇之多。研究大多集中于教育界且主要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对政策进行梳理并对运动做全景式描述，对运动过程中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则较少深入分析。一般认为，党在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是正确的，总体来说，这一运动比较顺利、各方面比较满意。于风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②]、杨凤城的《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的研究》[③]、林蕴晖等的《凯歌行进的时期》[④]、彭华的《马寅初的最后33年》[⑤]等对这一改造运动着墨较多。崔晓麟的《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⑥]是笔者见到的关于这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唯一一本学术专著。该书在运动的起因、目标、方式、分期等问题上提出了新观点。此外，一些研究毛泽东思想、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教材，以及国外相关的著作中[⑦]，或详或简地涉及了这一问题。

　　在一般的国史、党史研究中，论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时，专门辨析“知识分子”概念的成果不多，多是笼统使用传统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倍受关注，不仅国史、党史学界，政治学、文化学领域，现代化和现代性等问题的研究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视阈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评价，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一）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队伍状况和思想状况

　　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种类和数量有几种说法。一说200万人。[⑧]一说400万以上，其中大专以上者约25万人。[⑨]还有一说是用倒推法，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500万知识分子减去新中国培养的200万新知识分子，所以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数量为300万人。[⑩]《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认为约有10万名高级知识分子。[11]这样看来，新中国成立时，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数量至少在200万以上，高级知识分子至少在10万人以上，知识分子占总人口比例不到1%。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包”下了旧中国留下的旧知识分子，他们的队伍状况和思想状况都极为复杂，这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深层原因。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增加并逐步深入，但总的来说还相当薄弱。

　　以学科划分，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建国初期，两者的比例大体持平，前者略多。思想改造的重点，是那些在社会上和思想文化界具有更广泛影响的人文知识分子以及文艺工作者。

　　了解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可从所属的系统来看，即解放区和国统区知识分子。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较早参加革命，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骨干。国统区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包括刚刚毕业和在校的青年学生，有社会影响和学术思想地位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极少数随着国民党政权到了台湾或国外，绝大多数知名知识分子则拒绝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和国外科研机构的邀请，选择新政权、参加新中国建设。

　　从知识分子的思想谱系划分，可分为革命知识分子、政治立场中立的知识分子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中政治立场中立的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而且普遍具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征。建国前后，他们一方面同情革命，盼望着一个新中国的到来，另一方面，其独具的批判意识表现为对新政权的疑虑和担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指那些留学欧美、信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群体。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独裁，也反对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道路，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经济政治制度，国共决战时他们被视为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准确地说，建国初期，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带着颇为矛盾和复杂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12]而一些中小知识分子则淡漠政治，不了解时局和共产党的主张，缺乏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热情和心理准备。

　　（二）关于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运动发动的原因和目的

　　一般认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党、政府与知识分子双方互动的结果。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党为了迅速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和学校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需要。而知识分子为了认同和服务于新政权、学习和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主动要求进行思想改造。

　　崔晓麟在其著作中分析了建国初期的国际国内环境、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对这场运动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动因。国际方面，在共产党胜局已定之时，美国发表白皮书宣称要扶植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国内方面，彻底清除欧美文化影响、进行院系调整成为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动因。[13]李扬也认为改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为了顺利地进行高等院校的调整。不过他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新中国刚刚建立的经济政治秩序受到了震动，加剧了国内社会各阶层的紧张局面，因而改变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改造文化教育事业要和缓、要用十年到十五的时间来做”的初衷，加快了对教育改革和知识分子改造的步伐，迅速转向清除英美文化影响，为以苏联为师进行教育改革扫清障碍。[14]王先俊提出，从社会学角度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文化整合的需要，即将社会中不同思想文化因素的矛盾、冲突、纠葛调整和协调到一个统一体系，以适应新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要求。[15]

　　国外的研究者认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主要目标是根除中国文化中存在的“过分推崇西方、躲在‘象牙塔’里看不到革命的紧迫性、自甘颓废或无病呻吟”的现象。[16]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包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内的众多运动，“目的是（至少部分地是）要把传统的文化和价值改造成一种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平等的新文化和新价值体系”。[17]“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以对现政权的新式孝道来取代构成传统中国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孝道”。[18]《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认为思想改造运动只是共产党实施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使他们“就范”，目的是清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向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19]

　　（三）关于改造的方法及运动得失的评价

　　不少成果对于运动得失的评价大都比较简略，认为思想改造运动的积极方面是知识分子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教育中的指导地位，树立了为新中国为工农服务的意识。消极方面则一笔带过，通常的说法是由于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粗暴，出现一些过激的做法，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

　　近年来，在对运动进行充分肯定的基础上，不少研究者从社会心理、文化建设等方面在更深层面进行了探讨。李扬认为，这次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以后全面推行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但这种模式“对消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起了很大作用。在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法规）的情形下，以政治批判方式强行改造思想文化，必然对思想文化造成破坏。”[20]而葛玲、满永认为，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参加一系列社会运动，了解了旧中国人民生活的苦难，增强了对革命的认同，接受了共产党对其剥削阶级身份的认定，对自己的历史产生了深深的原罪感。通过“洗澡”，完成记忆的重构、心理和性格的重塑，从而达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预期。[21]笑蜀认为这虽然是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平和的一次，但通过“挖掘‘旧我’——全盘否定‘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三段式，“知识分子从此……有意无意地……放弃积极的思想活动，放弃对社会的关心和责任”。[22]有些成果深入到对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群体深层心理影响的研究，如认为改造运动既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发展产生了扭曲，也使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23]实际上将知识分子置于了工农群众和革命的对立面，斩断了立国和治国中的知识分子基础。[2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认为，改造过程中“政府大规模使用了暴力”，“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在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中形成彼此间不信任”。[25]戴鹿鸣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思想改造运动整个过程中除了“三反”中的一些做法，前后阶段基本正常。改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