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毛泽东有无民粹主义思想的研究，引发了学术界对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的争论。自从胡绳提出建国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后，[1]关于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的争论就变得更加激烈，甚至超出了学术范围。本文拟对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作简要述评。

　　一、研究概况

　　民粹主义是近现代史上一股世界性的社会政治思潮。它最早萌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形成于50～60年代。毛泽东曾指出民粹派的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他认为“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2]早年毛泽东和我党一些领导人曾或多或少受到过民粹主义的影响，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早年有过“空想社会主义观念”，[3]但后来他至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

　　首先提出毛泽东和党的指导思想在建国后受到民粹主义影响的是国外学者。美国的莫里斯·迈斯纳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建国后在对“落后的好处”的特殊理解上，在将“一穷二白”说成中国人民特有的革命优势上，毛泽东主义和民粹主义存在密切关系。[4]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也开始研究建国后毛泽东和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问题。李泽厚认为“民粹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是毛泽东“大跃进”错误的根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5]朱学勤也认为毛“集权力、机会、勇气于一身，把七亿人口的国家搞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试验室，结结实实地进行了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6]

　　上述观点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首次争论。胡绳在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同时，认为“到1953年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党的方针有了明显的改变”：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只用大约3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8年，全国农村又“跃进”到人民公社。“可以说，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的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7]胡文的发表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引发了学术界更大的争论。

　　沙健孙认为胡绳关于“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的说法，“带有严重的、根本的性质”，这涉及能否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8]他认为胡绳的说法实际上 “陷入”了“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9]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无理批评，而是把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歪曲成‘民粹主义道路’”，[10]“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11]

　　支持胡绳的学者则认为，胡绳“不仅尖锐地提出问题，而且从对民粹主义认识的新视觉揭示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产生的根源”，认为回顾“建立人民公社，搞‘一平二调’、穷富拉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这一段历史，“我们又一次看到闪现其中的民粹主义阴影”。[12]他们认为胡绳“是想要提醒人们：改革开放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千万牢记历史的教训，不要再犯恐‘资’病，走回头路。” [13]

　　也有学者专门对认为“胡绳陷入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的指责进行反驳，认为“胡绳先生的贡献，正在于对那些曾经导致我们走入误区的观念作了深入研究，准确使用了‘染上民粹主义色彩’等鲜明的概念。”[14]胡岩认为“主张国家工业化与民粹主义可以不矛盾”，“在民粹主义思想史上，确有人不赞成工业化，认为社会主义应以小生产为基础”，但“民粹主义者中不乏主张国家工业化者”。[15]石仲泉则认为胡绳说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并未表明胡绳“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未“给毛主席脸上抹黑”，“他所说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的，而事实上胡绳是“维护毛主席的”，对他的评价分析是客观公正的。[16]

　　双方的争论有力地推进了学术界对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问题的研究。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表现在：

　  1.发表了许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除上述文章外，还有朱佳木的《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17]和《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18]、石仲泉的《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民粹主义问题》[19]、林蕴晖的《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再思考》[21]等。

　　2.出版了一些论述到相关问题的著作和文集。除上述已经提及的，还有《胡绳文集（1979～1994）》[22]、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23]、朱学勤的《风声·雨声·读书声》[24]、林红的《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25]、萧延中主编的《晚年毛泽东》[26]等。

　　3.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著。主要有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译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2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译处编译的《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29]等。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有关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主要围绕以下重大事件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而展开。

　　1.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民粹主义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民粹主义的关系，理论界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转向“左”倾，这种“直接过渡”是经典的民粹主义思想。也有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没有原则性区别，它的提出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林蕴晖认为虽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认我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并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 [30]与此论相反，沙健孙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本身确实具有过渡性”，“党提出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 [31]朱佳木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之所以放弃让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想法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根本的考虑，还在于要抓住当时较为有利的国内国际形势，加快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速度”，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未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32]有的学者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民粹主义在社会基础、思想来源及“要不要有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等方面有着根本区别。[33]

　　2.社会主义改造与民粹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其主要分歧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搞早了，是否是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空想模式；二是对合作制的不同认识。

　　关于第一个分歧，胡岩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搞早了’的问题，问题在于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进行建设”，“想要在小农和手工业占主导地位条件下建立‘纯粹的’的社会主义，不能不说是一种民粹主义式的幻想。”[34]而沙健孙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适应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任务的需要”，“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考虑的”。[35]朱佳木认为急于进行三大改造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国外工业化的经验，决定选择能较快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即优先发展重工业”，与民粹主义无关。[36]

　　关于第二个分歧，主要反映在赵平之和蒋玉珉之间的争论上。赵平之认为建国后毛泽东在农村推进合作制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是民粹主义的表现。[37]蒋玉珉则认为“毛泽东的合作制思想是对马列合作思想的‘一脉相承’，与所谓的民粹主义毫不相干”，不能“把毛泽东对农民合作化的热情赞美也说成是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因子’、‘成份’。”[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