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八大是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社会主义阵营集体反思斯大林模式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将其定位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良好开端”。会议蕴含的意义极其丰富：在经济体制、民主集中制和执政党建设等方面作出了突破苏联模式的探索；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作出的探索虽一度中断，但在改革开放后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党的八大；主要矛盾；以苏为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者简介］张太原，历史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王静文，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并非一次简单的代表大会，而是被嵌入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坐标之中：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激荡，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一直高度关注着中国；在国内，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界定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重要论断为理解党的八大所处的历史方位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一时期，党面临着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方向和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深刻回应的双重任务。目前，学界关于党的八大的研究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会议进程的整体性研究，有代表性的如《中共八大史》《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等，对大会的筹备、召开等作了较为完整的复原；二是对会议路线、主要矛盾判断及其历史地位等的专题性考察。大体来看，已有研究多在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框架内评价此次会议，较少把它同时置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阵营反思斯大林模式与冷战格局演变的双重维度中考察，也较少打通与其后20余年历史曲折之间的长时段关联。
所谓大历史观，简言之，就是把具体历史事件置于长时段、宽视野、多维度加以考察的方法。就本文而言，它具体落实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层面：其一，长时段的贯通，不囿于会议本身，而是向前追溯其思想酝酿，向后追踪其路线的中断、恢复与发展，从中确定其历史方位；其二，宽视野的定位，将会议置于社会主义阵营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共同进程与冷战格局演变的整体背景中，衡量我国探索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其三，多维度的互证，把党内的路线探索、国际社会的观察评价、历史进程中的延续与回响视为一个整体，在“当时”与“后来”的联系和探讨中揭示会议的历史意义。
一、“以苏为鉴”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党的八大肯定了党从七大以来采取的政治路线，明确提出中国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词中宣告：“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共同构成了一幅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大会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判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还“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的三项重大判断——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党的建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路线框架。这个框架的内在逻辑是清晰的：因为主要矛盾变了，所以中心任务要转向经济建设；因为中心任务转向了经济建设，所以党的建设必须与之相适应。这些论断和政策取向，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依然是深刻而正确的。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确认：“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尤其重要的是，党的八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确立了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面对苏共二十大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思想混乱，1956年4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召开前即通过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在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方面的勇气与历史贡献，同时又强调对历史人物应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反对全盘否定的做法。这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是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回应苏共二十大的第一份系统文献。文中关于对斯大林应作全面评价、对苏联经验应取分析态度的立场，直接影响了党的八大召开的思想氛围。党的八大闭幕后不久，针对波匈事件的爆发，同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申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原则。这两篇文献一前一后，是中国共产党回应苏共二十大、酝酿“以苏为鉴”的思想先导，由此为接下来八大的探索划定了明确的思想边界：既要突破苏联模式的教条束缚，走自己的路，又不能完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经验。
与此同时，在听取35个部委汇报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主旨是“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为党的八大奠定了突破教条迷信、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基调。毛泽东指出：“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大会召开前，毛泽东根据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犯的错误和1954年中国粮食征购过多的前车之鉴，要求各方要小心谨慎，并就如何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发表了讲话。毛泽东还对比了中国与苏联在轻工业投资占比上的差异，预计中国“二五”计划时期轻工业占比，较“一五”计划时期略有提升，并指出“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周恩来指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关系着经济基础是否巩固，这是十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条。李富春在同苏联国家计委巴亦巴可夫和巴乌金的会谈中表示，中国“二五”计划草案修改的结果是要降低指标，“就是为使我们不致陷于被动”。党的八大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正确处理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在“二五”计划期末，国民收入比“一五”计划期末增长50%左右，“除增加国家的积累以外，人民的生活将得到相当的改善”。更多地从客观实际的角度修订“二五”计划草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党的八大正确制定和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八大尝试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描绘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刘少奇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范围内，保留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必要补充，按照国家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的方针把适当的自治权分给企业，其中包括“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提出向地方下放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陈云在会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以国家经营、国家市场和计划生产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和自由生产作为相应补充。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则正式提出了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构想试图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初步探索。
党的八大不仅“以苏为鉴”，同时也是“以己为鉴”。大会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953年11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党的八大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正式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围绕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加了许多规定，包括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等，并采取了一项根本的变革，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党的八大与七大的召开相隔了11年，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此期间党的代表大会未能常态化召开，但党内民主并未因此中断。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地方组织在此期间都召开了大量的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生动讲解了向党的八大提出文件的起草工作过程，“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由此，“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八大通过党章的新规定，旨在改变的是不适当的、过分的集中，从而把党内的民主和团结提升至更高的水平。党的八大通过的决议也明确提出：“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决定着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以及一切任务的完成。
二、广泛的国际反响
在国际社会，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久，东欧爆发了“波兹南事件”，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调解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方面，做了大量而及时的工作，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留下的“后遗症”并未消除。中共八大的召开引起了格外关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视之为“团结和加强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坚定证明”。苏联媒体对中共八大进行了高规格的系列报道。例如，1956年9月15—29日，《真理报》围绕中共八大进行了为期15天的集中报道，有11天有关中共八大的会议消息占据了第一版，赞誉中共八大“永远成为新中国历史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光辉里程碑”。苏联的《消息报》和其他苏共中央一级报纸、莫斯科广播电台也都分别刊登或播送了关于中共八大的会议报道和特别节目。苏联各地的许多工厂、集体农庄、机关和学校，还举行了有关中共八大的座谈会、讨论会。在中共八大召开期间，《真理报》有数百万的读者阅读了大会的报告全文以及代表们的发言。苏联各方面的评价相当正面，甚至把中共八大看作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的象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取得重大胜利的庆典。参加中共八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政党多达五十余个，依托大会这一舞台，中国共产党与参会各国代表就苏共二十大及斯大林评价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展开了密切交流，苏联也将大会作为增强整个阵营凝聚力和理论自信的重要契机。
无论是苏共代表米高扬在中共八大上的致辞还是苏联国内的报道，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都被反复强调。米高扬高度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以具有深刻的创造性的态度，来解决过去和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切任务”；创造性地在中国具体条件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解决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真理报》则称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了列宁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思想，充分考虑了中国农村的特点，中共八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创造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中也得到了高度认同。
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赞誉和认可之下，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一定的分歧。米高扬关于中共八大的贺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是‘根据苏联的经验’而来的”。毛泽东对他的发言很不满意，直至1958年7月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仍提及此事，可见其影响之深。
在八大上，中共领导人在与各国参会代表团的交流过程中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强调坚持摒弃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以友好、平等、开放的立场分享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包括挫折与教训。毛泽东在与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会谈中，毫不避讳地承认并分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教训；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会谈时，他坦然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先前与其交往工作中的错误方式。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的经验仅供参考：“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阿尔瓦雷斯认为，中共八大的决议不仅将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而且将再次大大地推进“各国人民间最大最广泛的友谊”。可见，中共八大使得参会各国代表团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
除了关于党际平等的矛盾，在中共八大上，中苏双方就斯大林评价问题的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曾言：“起初，毛泽东认为我们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是正确的。他说二十大作出的决定表现了伟大的‘英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确实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历史意义，并断定苏共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但对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国共产党则是一方面肯定了苏共破除对斯大林迷信是很勇敢和有贡献的，对各国共产党而言是思想解放；另一方面也批评了报告所采取的形式，如周恩来在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明确表示，秘密报告“准备是不够的，是在气愤的情形下宣布的”。苏联方面的报道并未过多涉及中国共产党对待斯大林评价问题的态度，而是侧重将中共八大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意义相提并论，将其等同于向世界表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不可动摇性，以及“兄弟党”加强和扩大国际联系坚定不移的愿望的大会。中共八大期间，虽然中苏双方在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问题上保持了暂时性的“一致”立场，但中国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共八大同样十分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媒体的报道大多集中在中共八大关于集体领导、中苏关系、苏伊士运河等方面。例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指出：“密切关注大会广播报道的西方观察者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毛泽东作为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中共八大后不久，英国外交部官员也在观察报告中称：“没有中国人确认毛泽东在其显赫地位上会表现出类似的犹豫”，“毛泽东不是也从未是斯大林”。
英国、日本等国家对中共八大的观察既有西方阵营的共性，也带有各自独特的视角，其中不乏一些中肯的评价。例如，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指出，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国家能够决定实现工业化，并且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显示出这样的迹象，表现了其领导人的能量和指挥能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正是他们的成熟和自信赋予了这次大会的意义。日本的《朝日新闻》观察到：“这次大会被认为是决定中国今后政策的重要会议，受到广泛关注”。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报道了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的相关经济举措，认为是对过去“缺乏经验”所导致错误的纠正。《朝日新闻》不仅对中国的五年计划、产业发展等有详细介绍，而且就中国“二五”计划激发西欧各国促进对华贸易表示强烈关切，称日本政府开始认真摆脱此前对美国的顾虑，“活用特许（出口许可）制度推进对华贸易”。
中共八大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外交舞台。中国重申了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强烈抨击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存在，旗帜鲜明地支持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在会议前后与叙利亚、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系列外交举措引发了一些国际舆论的友好呼应。例如，锡兰代表团团长克劳德·科雷对《印度每日邮报》的记者表示：“应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更能代表中国人民”。《朝日新闻》发现，在中共八大上，各国代表发言有“此前大会从未有过的‘国际色彩’，加深了中共在世界共产党阵营可与苏联比肩地位的感受”。
中共八大具有了超越中国内政的深远意义，这种国际关注本身便是中共八大历史重要性的一种表现。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士所瞩目”。从中共八大期间的外交活动与引发的国际舆论来看，冷战格局下的两大阵营对峙虽持续深化，但阵营内部也开始出现新的变量和潜流。
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的八大的历史意义，既在于其本身作出的正确判断，更在于其被如何记住、被如何重提以及如何影响着党后来的发展。党的八大召开之际，陈云在讨论“二五”计划第二方案的初步试算草案时，便不赞成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主张把钢产量指标降下来。毛泽东在审阅“二五”计划建议草稿时，要求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开支，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周恩来提出，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实现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等。李富春指出，只有充分预估困难的一面和有利的条件，“才能使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都具有远见而又符合当前情况，才有可能少犯或不犯冒进或者保守的错误”。事实证明，这些判断是符合实际且合理的。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很快偏离了党的八大确立的路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决策与党的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在精神实质上完全一致。公报还追溯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渊源：“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这一论述将工作重点转移的源头追溯到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后的指示，体现出对八大路线的重新肯定。
在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多次论及党的八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系：“八大已规定了要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另一部分同志又离开了这个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中心的转移，“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我们没有提出过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个转变”。他坚定表示，党的八大后走过的曲折历史“绝不能再重蹈覆辙”，否则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相违背。所以，从整个历史脉络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中心的转移，本质上是对八大路线的恢复。这揭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决策的深层逻辑——它不是凭空而来的“断裂式”发展，而是对一条被中断的正确路线的“接续式回归”。“恢复”意味着回到被中断的轨道上来，“发展”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党的八大的历史局限性：“八大是正确的，但八大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充分的总结。从八大以后，路线没有把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恢复”之后必须“发展”。党的八大虽然确立了正确的方向，但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需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
对于这种关系，邓小平作了更为清晰的论述。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对八大作出了系统评价，这段话至今仍是理解八大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这一论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评价框架。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紧接着将党的八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作了直接关联：“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这就将党的八大到十二大之间20多年的历史，概括为一个“曲折发展，教育全党”的过程，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正是这一教育过程的结晶。邓小平的论述既肯定了党的八大路线的正确性，也指出了新时期对八大路线的超越——不是简单地“回到八大”，而是在更深刻、更丰富、更自觉的层面上推进八大所开辟的正确方向。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以权威文件的形式，完整阐明了党的八大路线恢复和发展的理论逻辑。在论述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时，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这一论述与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逻辑上完全一致，在表述上则更为精练。2021年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进一步明确：“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两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八大的评价一脉相承，为正确认识其历史地位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不仅恢复了八大作出的正确判断，而且进一步印证了八大路线的正确性。值得注意的是，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还专门论述了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后继续发展八大路线的努力：“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八大对党后来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不仅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更是在思想方法、制度建设和道路选择等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理论上。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之间，有着清晰的继承发展脉络。三个表述都遵循着同一个方法论原则：从人民的需求出发来判断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党的八大开启了以人民需要来定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先河，这一方法论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逻辑。党的八大以后20年间的曲折历史，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从更宏阔的视角来看，党的八大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次全面尝试。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以苏为鉴”的探索。虽然这一探索后来中断了，但党的八大所代表的自主探索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被重新激活。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党的八大“以苏为鉴”精神一脉相通。从党的八大到十二大，从“以苏为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走自己的路”、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开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八大对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要影响，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等都曾高度评价八大的重要思想仍具有指导意义，强调了对党的八大的继承和发展。2016年党的八大召开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将八大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自我监督、自我革命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从制度层面回应“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早期实践。八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叙述中，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八大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历史贡献已深深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之中。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