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问题，在整风整党中提高党性修养，在“三反”运动中锤炼党性。把党的自身建设与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相结合，在实际工作中检验党性纯与不纯，是党教育党员、清除腐化变质分子、整理组织的一大特点。为“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再次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第二次结合”中增强党性，是党的工作的又一特点。提高党性修养关键是要站稳人民立场，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唯如此，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第二次结合”；为人民服务

　　［作者简介］王建华，历史学博士，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历史经验研究”（25&ZD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2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这一重要论述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考察现有研究成果，除偶有以整风整党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外，鲜有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性修养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整党、“三反”运动等重大事件以及提升党性修养入手，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提高党性修养的历史经验。

一、在整风整党中提高党性修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大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鱼龙混杂、思想作风不纯等问题。其时，部分老党员骄傲自满，沾染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更有违法乱纪等极端现象发生，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对此，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提出：“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此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重申：“全党应在一九五〇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中央有关整风的指示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体现了一个刚获得全国执政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的组织自觉，这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提出的“两个务必”是一脉相承的，即唯有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跳出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窑洞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

　　各地各部门迅速结合实际落实中央指示精神。1950年7月，中共中央华北局（以下简称华北局）发布《关于执行中共中央整风整干指示的决定》，其中所列学习文件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还包括《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及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自由主义》等10个文件。其中第一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按照党中央部署，各地各部门党组织通过整风动员、学习文件、检查总结工作、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步骤和方法进行整风，目的就是要消除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脱离群众等错误倾向，以增强党性，转变作风，密切党群关系。这次整风运动历时半年，于1950年冬结束，为全面整党拉开了帷幕。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党运动。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提出：“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对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教育就是要提高党员的各方面修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就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强调共产党员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担当者和推动者；不应该只是做一个起码的够格的党员，而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力求进步，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员提高自身修养，就是要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提升自己的政治本领。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断丰富与提高的过程，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过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发表12年后，1951年3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指出，由于中国革命胜利，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我们国家的政党。因此，有很多人愿意加入我们党做一个党员。在这种情形下，投机分子、破坏分子也在想各种办法钻入到我们党内来，企图取得党员的资格。同时，部分过去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党员，“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就是中国革命业已‘完成’”，拒绝党所分配给他们的艰苦的任务。对这些党员，如果不使他们重新下定继续革命的决心，不重新给他们以革命的教育，他们是要丧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的。4月9日，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具体包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一切共产党员的斗争和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党员，必须努力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等内容。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强调：“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被提了出来，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才能担负这些任务”。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就是要在整党运动中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

　　根据中央要求，整党工作要与“三反”运动结合起来。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明确提出：“‘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三反”运动结束后继续进行整党工作，并不断充实整党工作的内容。7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在《人民日报》发文，再次强调要在“三反”“五反”胜利的基础上加强整党建党工作，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和危害，提高党员的标准，加强党的战斗力，以便率领全国人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斗争。

　　整党运动期间，恰逢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等党和国家重大任务的实施，把整党与每个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相结合，在实际工作中考验每个党员的表现、检验党性纯与不纯，是这一运动的又一特点。自1951年初开始的整党运动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在总数为650余万的党员中，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纯洁党员队伍的过程，既是一次有关共产党员标准的大讨论，也是以事实教育党组织中每一个个体的过程，由此提高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经过整党运动，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得到加强，更加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党的威信。

二、在“三反”运动中锤炼党性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发布。此前，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草案作了三次修改，强调：“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开展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是要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批判党内的错误思想，清除党内腐化变质分子。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下达限期发动“三反”斗争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缩短学文件的时间，召开干部会，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为了推动运动发展，2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南局组织部将整党报告改为‘三反’报告的通知的批语稿”中提出：“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那些“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无疑是党性出了问题，由此才出现了一系列的腐化变质现象。通过“三反”运动，清除腐化变质分子，教育一般党员干部，无疑可以达到锤炼党性的目的。

　　为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1952年4月9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目发文指出，各级党组织应向广大干部特别是从事国家经济工作的干部说明：按照党和国家的需要从事经济工作并且把自己所担负的经济工作做好，是考验每一个干部对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前途是否具有透彻认识和无限忠诚的重要标志；对党员而言，更是考验党性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党应当在“三反”运动中和“三反”运动后，加强对全体经济工作人员的教育。凡经“三反”运动“考验证明确实一贯廉洁奉公、忠诚地保护着国家财产、并在工作上有出色贡献的优秀国家经济工作人员”，应在运动总结中给予表扬，“借以树立国家经济工作者的模范标准”。可以看出，“三反”运动不仅是清除腐败、转变作风的过程，也是锤炼党性、发现优秀典型的过程。

　　到1952年6月，“三反”运动进入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阶段。思想建设主要是通过学习总结，使全体工作人员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组织建设则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学习、工作制度。经过“三反”运动，不仅改变了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消解了干群及同事之间的误解。例如，有国营公司青年干部王文给《人民日报》写信，以自己在“三反”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叙述自己经过了这次运动的考验，通过调查研究，查证事实，解除了大家对他的怀疑，自己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经过“三反”运动的考验，领导和同事对他更加信任了；并表示有勇气和热情，积极负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迎接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窥一斑而知全豹，“三反”运动极大地改善了上下级之间、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同时也锻炼了党员干部，切实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

　　为巩固“三反”运动成果，各地各部门还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以华北局为例，其制定了充实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密切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及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等五项制度，要求所有党员干部都必须过严格的组织生活，接受党所分配的任务，建立健全党日制度，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人民日报》报道，华北局机关“三反”运动后，各项工作呈现出新的气象，每个党员都过着严格的组织生活。如党委会统一规定：每星期有一个党日，每月有四个党日。支部委员会针对党员在每一时期的主要思想问题，进行适当的批评、教育。为发扬民主，密切上下联系，吸收“三反”运动中民主改革的经验，华北局常委会规定定期召开讨论工作、改进领导的干部会议，听取大家对领导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华北局的“三反”运动成绩具有普遍意义。到1952年10月，以专区及以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主要对象的全国范围“三反”运动基本结束。通过清理党内腐化变质分子，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极大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同时，这也是一次全党上下的思想改造运动，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了党性修养。

　　“三反”运动“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有的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有的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等官僚主义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解决。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发出，“新三反”运动由此展开。该指示指出，鉴于山东省政府积压了7万多件人民来信没有处理，“新三反”运动就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

　　各地各部门迅速落实中央指示精神。1953年1月16日，华北局召开“处理群众来信，接见人民来访工作座谈会”，第三书记刘澜涛指出：“今后对所有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党委要负责组织、检查，重大事件作典型处理。”他强调：“加强处理群众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重要环节在下层机关，特别是县级机关。”再如，1月28日至2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召开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会议对一些干部工作作风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缺点与错误做了初步的揭发与批判，并“对某些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思想斗争不开展、政治原则性薄弱，对危害党与群众利益的现象采取自由主义和调和姑息的错误态度”做了严肃批评。

　　“新三反”运动结合各项具体工作持续深入推进。1953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因为官僚主义现象是表现在各项具体工作上的，离开了对各项工作的具体检查，就无从发现和纠正官僚主义；如果离开了当前的重要工作，放松了当前的重要工作，去孤立地进行什么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不只是发现不了因而也打击不到官僚主义的要害，而且还会因为放弃了或放松了当前的重大工作，给国家人民带来更多的损失。”其时，恰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公布施行。结合地方选举，通过候选人提名等环节，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教育和帮助基层干部改进领导作风，成为各地“新三反”运动的又一特点。

　　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是“三反”运动的延续，既要解决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又要解决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基层干部中存在的“坏人坏事”问题。1953年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给华东局的批复》中深刻总结了“三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不能像‘三反’一样，采取短期的突击。”反对官僚主义的长期性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决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时刻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锤炼党性，改进工作作风，改善干群关系，做好人民的公仆。

三、在“第二次结合”中增强党性

　　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一文，这是《毛泽东选集》出版前，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满足干部群众学习需要的一种方式。作为对这篇著作的导读，1951年1月15日，《学习》杂志发表了社论《〈实践论〉——学习和工作的指南》。文章强调，我们所改造的世界既包含着客观世界，也包含着自己的主观世界——自己的认识能力。这两个方面的改造是分不开的，只有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然后才有可能积极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客观世界是永久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要正确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要永不停息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文章还强调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提升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增强自己的党性。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共产党员要在不断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

　　《实践论》重新发表之后，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为此，19日，艾思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一文。文章强调，这两篇著作都是结合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唯物论。这个思想告诉我们：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都是具体实际的研究成果，都是工人阶级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当我们应用这些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必须再一次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必须特别注意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的特殊问题，研究许多在普遍真理中尚未涉及过的或未完全涉及过的新的事物，这样才不至于像教条主义者那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变成枯槁的僵死的东西，才能够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为我们指出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

　　对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无论是“三反”“五反”运动，还是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尚未涉及过的或未完全涉及过的新的事物”，这就有了“再一次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的问题。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结束前夕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相关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而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冒进也是错误的。既反“左”又反右，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毛泽东谈话的核心内容。在此意义上说，即便没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讲话，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思考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相结合的问题。而能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党性的体现。

　　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中国的影响，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开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会上，毛泽东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作为“第二次结合”的代表性成果，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毫无主见地顺风倒，显然是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这种人没有坚定的立场，又何来坚定的党性。因而，深入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是增强党性的重要方法论。在此意义上，1956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文指出：“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需要终身奋斗的事业。”

四、提高党性修养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50年5月20日，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在西安干部大会上指出：“搞财经工作的同志，常表现有‘只管数字，不问政策’的错误观点，但他们的数字，还是这样的不可靠，这就不能怪知识不够，而是对人民事业的负责精神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强。不深入下层，不接触实际，光向下面要报告，靠报告了解情况，又靠发指示决定去布置工作，这样就弄坏了我们的事业，使领导工作变成纸上空谈。”这一重要讲话揭示了党员干部因缺少党性，给党的各项工作带来的严重危害。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领导人的共同品质。1951年9月12日，毛泽东审阅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书记王自勉、石景山钢铁厂党委的来信，信中反映工厂工资制度不合理影响到职工生产积极性，建议进行调整。毛泽东将这两封信批转时任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处理，并分别复信。同时，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部门延迟了几天送阅这两封来信提出批评：“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只有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为提高党性修养，早在延安时期党就开展了理论学习竞赛与整风运动。1951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30年来的历史经验，把其概括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密切地联系群众”“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三个方面。他强调：“只有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才能使他们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提升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早在1950年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就发出《关于1950年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学习内容包括业务学习、时事政策和以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为目的的理论学习；同时规定，凡文化程度尚不够初中毕业水平的在职干部均应以学习文化为主。在系统总结各地干部学习经验的基础上，同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指示》下发，对干部学习的形式与内容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更加注重学习的自主性，强调学习指导员和宣传员的“个别指导”与对“疑难问题”的解答。

　　此时，重视业务、轻视政治学习是很多企事业单位党的工作者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此，1952年1月14日，《人民日报》的“文化生活简评”栏目刊发文章指出：“有些文化工作者把政治和业务截然分开，而且把两者的关系完全弄颠倒，成为业务第一、政治第二了。他们错误地认为：进行政治学习就会妨碍提高业务，妨碍为人民服务。特别是有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居然还认为只要设备好一点，就可以好好为人民服务，不必参加政治学习。这种把业务提到不适当的位置，以至把它和政治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文章还引用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重要论述，提出：“必须以完全正确的态度，来参加政治学习运动，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

　　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就要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回首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经常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严肃负责的态度对待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特有的作风。这种作风保证了工人阶级的政党能够及时地发现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地前进。为配合全党开展的整风整党运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题的文章，介绍各地在推进这一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反省自己的缺点，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推动党的建设的重要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在整风整党中提高党性修养，在“三反”运动中锤炼党性，同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中增强党性，巩固党的领导。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指示批示，为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既是新征程上锤炼党性的需要，也是真抓实干的行动号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提高党性修养，就是要求领导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站稳人民立场，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做好人民群众的勤务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积极贡献。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