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玖琳，副研究馆员，上海宋庆龄研究会。

　　2025年8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海宋庆龄研究会携手中国福利会（以下简称中福会）和上海市档案馆，以三卷汇编的形式，共同推出总计150.1万字的《永远和党在一起——中国福利会英文历史档案选编》（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25年版）系列丛书《延安卷》《上海卷》《国际卷》（以下简称丛书）。这套丛书真实记录了1938—1952年间宋庆龄领导中福会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的历史脉络，生动展现了她始终秉持“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通过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海外援助的实践历程。 

　　一、系统公布中福会英文历史档案 

　　丛书的出版，是基于对上海市档案馆馆藏203卷中福会英文历史档案（全宗号U143，以下简称“203档案”）系统整理而成的重要文献成果。“203档案”全宗共计17247页，形成于1938—1964年，其核心部分集中于1942—1952年，完整覆盖了中福会三个历史阶段。档案主体为英文，内容构成以书信、会议记录、工作报告、物资清单等一手文件为主，是中福会在上述时期开展国际联络与国内救济工作的核心记录。 

　　丛书之所以推出《延安卷》《上海卷》《国际卷》，系聚焦中福会重点援助对象是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其总部在上海、与国际援华组织及个人密切合作的特点。“203档案”本身数量分布的状态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丛书对“203档案”的系统性整理与出版具有明确的学术指向性。“203档案”形成背景与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紧密相连。从1938年在香港成立以争取国际援助支持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后迁至上海并在复杂内战中继续支援解放区，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和国际宣传工作，“203档案”提供了连续性的原始记录。基于此，丛书的独特性在于：一是系统保存了其与数百个国际援华组织交往的原始记录，呈现了国际统一战线的鲜活细节；二是记录了在国统区环境下，宋庆龄领导中福会对中国共产党正义事业进行隐蔽而坚定支援的运作实态；三是完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宋庆龄领导中福会向“实验性、示范性、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转型、扩展国际宣传工作的过程。 

　　二、生动诠释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的政治承诺 

　　此次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牵头，联合“203档案”的生成单位中福会和保管单位上海市档案馆，历时7年完成的编译出版工作，其目的不仅在于公布史料，更在于通过对这批长期未获系统利用的英文档案的整理，为实证性研究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的政治承诺及其多层次实践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 

　　宋庆龄创建中福会的目的是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因以华北地区居多，时被简称为“华北项目”），延安是援助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物资分配的枢纽。中福会对根据地的援助物资基本集中运到延安，再从延安分配到华北各地。 

　　为根据地建立并维持一个有效的国际和平医院医疗体系是宋庆龄领导中福会开展的核心工作。1938年7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巴黎会议决定在中国设立国际和平医院。经宋庆龄争取，晋察冀边区五台山模范医院被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出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白求恩牺牲后，为纪念他，国际和平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哈励逊大夫去世后，为纪念他，河北邯郸国际和平医院改名为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截至1947年12月，解放区国际和平医院共有8个中心医院：第一院在陕甘宁，第二院在晋察冀，第三院在晋冀鲁豫，第四院在苏北，第五院在山东，第六院在晋绥，第七院在冀热辽，第八院在中原。各中心医院下设分院、诊所，形成覆盖主要解放区的医疗网络。 

　　丛书显示，国际和平医院医疗网络的运作主要依赖于需求对接、资源动员与国际协作三个环节。 

　　首先，中福会通过其派驻延安的代表马海德建立直接的需求反馈机制。在安排马海德去陕北时，宋庆龄就特别嘱咐他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当地的医疗卫生情况。马海德负责定期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疗救济工作的情况，并就送往该地区的物资接收和分配情况提出建议。1942年9月12日，马海德代表整个国际和平医院体系发出求助报告，报告详细陈述了在严密封锁下，边区国际和平医院系统面临药品与医疗器械极度匮乏的困境，并列出急需物资的清单。1946年12月10日，他到上海报告了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艰难情况。这些报告是中福会规划和争取援助的根本依据。 

　　其次，宋庆龄领导中福会广泛募集物资、资金与招募国际医疗人员以响应需求。1944年9月至1945年12月，延安总计接收18吨医疗物资（445种药品器械）并送达各解放区。在这些医疗物资中，有20万片当时属于新药的阿司匹林，还有当时中国大城市也不具备生产或仿制能力的牙科X光胶片、显微镜载玻片等器材。这些珍贵的医疗物资极大地缓解了前线的医疗压力，挽救了无数战士与群众的生命。在1944年青霉素刚刚在英美医疗体系中使用时，奥地利医生傅莱就利用从美国援华会募得的青霉素菌种及研制资料在边区成功研制出了粗制青霉素。此外，中福会还为国际和平医院招募外国医疗队或医务人员，除了众所周知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外，还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联总）、公谊服务会、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等派出的医疗队和医务人员。 

　　最后，国际医务人员的直接参与是该医疗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尼西亚医生毕道文1946年关于陕甘宁边区医务工作的报告、美国著名外科医生艾乐思1946年考察延安的报告、联总牙医罗别愁1946年在延安工作的报告、公谊救护队任桐年1946年考察延安的报告、公谊服务会第19医疗队1947年撤离延安的报告，等等，均详述了国际医务人员在战地救治、医疗培训与公共卫生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医术，更通过手术示范、课程讲授培养了大批本土医务人员。白求恩、哈励逊等国际主义战士的事迹，更凸显了人道主义援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内涵。 

　　丛书揭示了在中福会的支持下，一个依靠外部物资、技术与人员输入，与华北根据地内部医疗需求相结合的国际和平医院医疗网络运作模式的诞生。此外，华北根据地的儿童保育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同样也得到了中福会的重点关注和支援。 

　　三、具体反映中福会的光荣历史 

　　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联总解散、中福会无法再通过联总运输船只向解放区大量运送物资后，中福会依旧“尽可能地援助华北”。他们开发了“手提箱”这种“输入少量宝贵物资的唯一方式”，还与公谊服务会达成协议，通过空运先把医疗物资运往开封和中牟，再寻机运往华北和华中解放区。在1947年12月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被迫撤离上海、中福会与解放区彻底失去联系的“最艰难时刻”，中福会妥善保管300吨无法运送至解放区的“特殊医药物资”，同时努力开拓在上海的工作，使其得以合法生存，并以“上海项目”掩护“华北项目”。由中共地下党员顾锦心负责的上海儿童工作项目是中福会开展业务的“许可证”，顾锦心领导的上海儿童工作组也成为中福会为迎接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做准备的主力军。1949年2月，上海儿童工作组组长顾锦心指出，要为迎接新的时代到来开展工作，教育孩子们“成为明天新中国的建设者”，“在将来则为人民中间的干部”。 

　　中福会“上海项目”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保护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在国统区政治高压环境下，中福会承担了掩护与资助左翼及进步文化人士的特殊职能。1947年8月9日，文化工作者福利基金成立，主席郭沫若、副主席茅盾、干事洪深、助理干事叶以群等核心成员均为左翼文化界知名人士。中福会援助的对象涵盖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新音乐社、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香港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等进步文艺团体。接受医药费等资助的个人包括蔡楚生、张天翼、聂绀弩、廖冰兄等众多左翼文化人士。资助范围甚至还包括已故左翼作家郁达夫、王鲁彦的家属，以及闻一多遇害后的丧葬费用。中福会为在文化战线上配合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独特作用。 

　　随着解放战争的局势发展，宋庆龄领导中福会实现主动转型，从支援解放区转向投身新社会的治理和建设。上海解放前夕，中福会迅速调整工作部署以配合党的城市接管工作。1949年4月25日，由上海地下党领导，上海社会公益人士和救济福利宗教团体共同成立上海市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救会），以安顿难民和难童。中福会率先将其全部设施交由临救会统一调配使用，其所属的儿童福利站也被改为临时难民收容站，宋庆龄还将自家老宅作为难童收容站使用。 

　　上海解放后，中福会转型进一步深化。顾锦心领导上海儿童工作组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将协助疏散难民、遣返回乡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其站点被纳入政府设立的难民疏散工作体系。这标志着中福会的工作已完全融入新生人民政权的社会管理框架。 

　　对于未来工作如何开展，宋庆龄多次写信给周恩来以征求意见。1949年8月21日，应周恩来要求，宋庆龄派中福会工作处处长陈维博赴京阐述中福会计划和目标，陈维博归来后，在9月20日召开的中福会员工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他总结说：“政府批准了我们的计划，不仅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必要的，而且认为中国福利会能够肩负起责任，因为他们高度评价孙夫人在救济和福利工作中的贡献和我们项目的经验。”宋庆龄随后公开宣布，中福会将致力于“实验性、示范性、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开展国际宣传工作。这一系列档案表明，中福会在历史转折关头，主动完成了从党的革命事业支持者向新中国国家建设体系内专业性机构的身份转变与功能衔接。 

　　四、集中展现宋庆龄积极塑造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历史贡献 

　　宋庆龄及其领导下的中福会长期扮演着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的重要角色。这一功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向海外传递来自第三方的观察报告，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援华舆论。 

　　《延安卷》“延安国际友人报告”板块集中展现了国际友人对延安的正面评价。例如，联总医药专员艾乐思在对延安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后，给联总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认为延安精神是“对于工作、合作和改善的炽热的激情；执行和实施任何可行建议的热切意愿；我们很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能量、青春活力，以及一种非同寻常的高效精神”。艾乐思回到上海后还做了一个讲座，中福会邀请了所有救济机构的人来听，“讲座做得相当好”。 

　　如同保盟时期以通讯、年报等会刊宣传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国际宣传方式，中国福利基金会向海外援华团体和友好人士发送《中国福利基金会报告书》，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向海外报道其创办或资助的项目情况。公谊服务会施旦丽与米福兰关于洛杉矶托儿所的报告、阳早著《陕甘宁边区农业规划和拟建实验农场》就是以《中国福利基金会报告书》的形式发送出去的。这些客观记录通过上述宣传渠道发送至海外，有效对冲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宣传，向国际社会呈现了华北解放区建设的积极面貌。 

　　“由于中福会建立了很好的国际关系，使得在国民党横暴的新闻控制之下，能够向国际间传达中国真实情况。”宋庆龄及其领导下的中福会联系全球数百个援华组织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援助的过程，也是向海外塑造中国共产党正面形象的过程。应中福会招募来华工作的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工作人员乔治·梅森夫妇1950年9月回国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80%的中国人民完全支持现在的共产党政府”，“中国人民正在为和平而不是大战而努力”。 

　　在“华北项目”上，美国援华会曾是中福会重要的合作伙伴。该会主席卡特夫人在获悉国民党军队轰炸国际和平医院及运送解放区救济物资的救济船只后，曾向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提出抗议，这反映了国际进步舆论对中国共产党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尽管后来美国援华会立场发生变化，但耿丽淑、爱泼斯坦等人随即脱离该会，组建中国福利呼吁会，继续在美国开展宣传新中国、募集“友谊物资”的工作。《中国福利呼吁会报告》专门向美国介绍中福会的工作、新中国的新气象，力求使中国福利呼吁会及其“友谊物资”项目成为“建立中美人民友谊的重要桥梁”。报告呼吁：“有些人认为中国和美国正在不可避免地逐渐疏远，悲哀地走向敌对关系甚至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我们不会听任这种前景发生。我们相信友谊与和平是值得拥有的——也是可能的。” 

　　宋庆龄及其领导下的中福会通过持续的国际传播等工作，在塑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国际形象、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为相关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史料基础 

　　丛书的出版是对“203档案”的系统公布，其首要价值在于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此前未被系统利用的第一手资料。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丛书具有多方面的填补空白意义。对于宋庆龄研究而言，它超越了生平事迹叙述，通过大量工作文书，为研究宋庆龄的政治实践、组织策略与国际交往提供了生动的操作性文本。对于中福会机构史研究而言，它比较完整地揭示了该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部运作机制、资源流转模式与战略调整过程。对于党史、新中国史研究而言，它提供了来自“外部”视角的宝贵记录，细致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党外进步组织进行国际动员、对外宣传和特殊领域工作的历史细节，丰富了党史和新中国史研究的维度。对于近代中外关系史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而言，它详细勾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冷战初期一个复杂的国际援华网络及其在中国政治进程影响下发生变化的图谱，是考察跨国人道主义活动与政治交互影响的典型案例。 

　　丛书具有重要的认知与启示价值。它是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这一政治理念的具体实践记录，表明这种“在一起”体现为目标一致前提下的协同行动。丛书揭示的国际主义协作、在困境中的务实努力、依据形势变化进行的主动转型，以及通过民间渠道开展的国际传播，不仅具有历史研究价值，也为理解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形态、认识民间外交的潜在作用提供了历史参照。其所承载的忠诚信念、国际友情与奋斗精神，作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仍具有重要意义。 

　　丛书将宋庆龄的庄严政治承诺，实证性地还原为一系列可考可感可敬的历史行动。它不仅为相关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也为理解“永远和党在一起”政治承诺的精神实质提供了来自历史深处的、富有细节的生动诠释。丛书是中国共产党从艰难走向胜利、新中国从孕育到诞生的真实见证，是宋庆龄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集中展现，也是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同舟共济的生动写照。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