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论武装；干部队伍

　　［作者简介］杨文，法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 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坚力量，干部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成就和开创新时代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发挥了示范和带头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注重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理论素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政策，创办了众多党校、干部学校、短期训练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了《共产党》《劳动周刊》等报刊，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等重要文献，有组织、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干部头脑、指导革命实践，不仅积累了宝贵经验，还培养造就了千百万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提供了人才支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不仅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开展了大规模建设，而且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面对新旧意识形态交锋、党的中心工作转变等一系列特殊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革命战争年代开展理论武装干部工作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着眼这一时期党内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继续将理论武装置于党的建设十分重要的地位，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工作。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开展理论武装干部工作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围绕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武装干部工作展开专门性、系统化的研究则较少，多散见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思想政治教育史、干部教育历史和理论等相关研究之中。 鉴于此，本文聚焦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武装干部工作，系统梳理并总结经验，旨在为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工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一、历史背景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系统开展了理论武装干部工作，不仅因为理论武装是党员干部上好“必修课”、打好“基本功”、练就“真本领”的重要途径，更缘于这一时期干部构成复杂，很多干部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培养和训练，文化、思想、理论水平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党员干部的迫切需要，同党员干部自身在文化、思想、理论等方面水平较低的现实之间存在矛盾，亟须以党的理论武装干部头脑、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工作开展。

　　（一）存在干部数量不足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数量严重不足。以西北地区为例，该地区人口约有2300多万，需要很多干部，而“原根据地的党员加上新解放区原有的地下党员总共不过五万人左右，约占全人口千分之二点二，加上部队党员，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一；其中可抽出担任各方面工作干部的，又只占一小部分；可作为各地工作中领导骨干的老干部，则数量更少”。 同时，这一时期干部队伍来源广泛、构成多样，既有从解放区和军队抽调的干部、新解放区的原地下党干部、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在各项工作和运动中选拔吸收的工人农民积极分子，还有留用的在管理和技术方面有一定专长的旧人员等。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在陕西关中新解放区中共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新老干部之间，根据地来的党员与当地地下党员之间，各个根据地来的党员之间，还存在有不团结现象，有的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 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上述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二）干部整体文化水平偏低

　　由于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较差、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文盲、半文盲数量庞大，干部整体文化水平偏低。1949年下半年统计显示，“在300多万党员中，文盲、半文盲占69%，小学程度占27.66%，中学程度占3.02%，大学以上的占0.32%”。 加之经历了长时间革命战争，党内大多数干部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学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存在理解不到位、认识不深刻等现象。“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艾思奇在《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一文中也指出：“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许多具有着成熟了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革命领导者之外，在我们极多数的干部中间，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水平还是很低。”“1951年浙江省委党校对入校学习的区级干部（区级组织委员、干事及一部分政治教员） 进行了一次政治测验，参加测验的干部共335人”。“这次测验的政治性、政策性的11个题目的答案中，有9道题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人答得不及格，有两个题目的答复是非常错误的”。 同年7月1日，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的陶铸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写的文章中指出，在广西，“大部分党的组织的政治理论水准很低，他们中有不少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我党三十年来怎样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发展与壮大起来，以及取得今天如此伟大的胜利的历史与宝贵经验，有些同志更是茫然无所知了”。 因此，亟须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工作，切实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

　　（三）存在经验主义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工作百废待兴、建设任务繁重，但由于整体文化水平较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这一时期出现的“轻理论、重实践”倾向严重阻碍了理论武装干部工作的推进。在党员干部自身理论基础薄弱以及经验主义滋生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部分党员干部因身处胜利、和平的环境中而产生了骄傲自满等情绪，还有部分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因循守旧，缺乏应对新形势、新局面的能力。早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安子文在给毛泽东的工作报告中就专门写道：“经验主义目前在党内普遍大量地存在，因为很大数目的干部有相当长期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热情，但却缺乏应有的理论修养。” 1951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下发，认为：“理论学习的不发展，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正是目前党内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少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的根本原因”。 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对于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和理论建设，通过理论武装干部工作，使党员干部能够以科学理论审视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想，纠正经验主义倾向，更好地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数量不足、整体文化水平偏低以及存在经验主义倾向等问题，中国共产党需要大力开展理论武装干部工作，以便有效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

　　二、工作实践

　　为确保理论武装干部工作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实际，从组织机构、核心内容、原则方法、制度建设等方面探索理论武装干部工作的实践路径，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理论武装干部工作体系，回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谁来开展理论武装”“以何开展理论武装”“如何开展理论武装”等一系列理论武装干部工作的关键问题。

　　（一）组织机构

　　开展理论武装干部工作，离不开组织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的发挥，组织机构的建设情况及完善程度深刻影响着理论武装工作的开展和运行效果。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设立了类型多样、职责明确的组织机构开展工作，包括各级各类党校、专业干部学校、干部业余理论学校等。

　　以党的理论武装全体党员干部，中共中央是核心领导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工作组织者。一方面，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召开的众多会议上都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升全党理论水平”列为工作重点，先后出台了如《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 等文件，为开展好理论武装干部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导、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另一方面，中共中央领导地方党组织开展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和教育工作，从中选取优秀典型、先进经验进行示范推广。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时期受到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健全了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和组织机构，分别负责理论宣传和干部轮训工作，为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和宣传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是建成高级、中级、初级党校这一完整的全国党校教育网。 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党校的规模更加庞大、体系更为完备，更加系统化、正规化和制度化。不同级别的党校在培训对象、教学内容、理论教员及教材配置上均有所不同，呈现出分工明确、各有侧重的特点，为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提升个人综合能力与党性修养提供了主渠道、主阵地。

　　二是建立专业干部学校开展干部政治轮训、专业教育和理论辅导等工作。1952年前，专业干部学校主要采用短期政治训练班的形式培训干部，自1953年起，专业干部学校的职能主要转变为对在职干部开展业务知识训练和政治理论训练等轮训工作，“绝大多数干部经过训练以后，在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上都有显著的提高，因而进一步发挥了他们工作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建立干部业余理论学校以及马列主义夜校、夜大学等，组织在职干部开展理论学习。至1953年1月，“各地举办的干部业余理论学校（或名业余政治学校、业余党校），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八百四十二所，在其中学习的在职干部共达四十三万余人（内华北十八所，一万八千余人；东北四八二所，二十三万六千余人；西南二四二所，十三万二千余人；西北六所，一千八百余人；中南十六所，七千五百人；华东七十八所，四万二千余人）”。 1955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召开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逐步创办多种多样的业余学习的组织形式如业余政治学校、业余政治夜校、函授学校等，以便于在职干部自己选择。” 干部业余理论学校使在职干部能够在较为集中的时间内比较系统、全面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成为这一时期在职干部开展理论学习教育的重要形式。“经验证明，县一级以上干部学习理论或文化的最便利易行的方法，是参加业余的党校和文化补习学校（早校或夜校）”。 

　　各级各类党校、专业干部学校以及干部业余理论学校在中共中央的全面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系统性地开展工作，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理论武装干部的重要阵地。

　　“以何开展理论武装”是理论武装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读的12本著作，毛泽东指出：“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全党理论学习的重点，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发出，同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下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 同时，中国共产党结合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组织党员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教育，要求“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理论武装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1950年5月，习仲勋在西安干部大会上指出：“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我们已经选定了一些文件，经过学习文件，教育广大新、老干部迅速提高思想觉悟，用民主的方法，教育改造自己。” 1951年3月下发的《决定（草案）》指出：“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 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方面也有所区别。例如，对于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党员，要学习毛泽东生平的事迹；对于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要学习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号召下，全体党员干部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全党、对于全国革命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辩证唯物论的学习，是一个伟大的推动力。” 通过学习，广大党员干部不仅对于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有所加深，在学习过程中党员干部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1949—1956年理论武装干部的核心和重点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作为重要补充，制定并颁布了相关指导文件。1952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这一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重要发展，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指导意义，全党高级干部即应组织学习。” 1953年4月23日下发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都学习《联共（布） 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目的是通过“以苏为师”，将所学理论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三）原则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武装干部一以贯之的重要原则。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就指出：“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中国共产党立足新中国成立后世情、国情、党情的复杂形势和变化，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以及这一时期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有针对性、循序渐进的理论武装干部工作措施；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求真务实的优良学风，扎实推进理论武装干部工作顺利开展。

　　一是邀请中央领导和著名学者及组织理论教员开展授课，发挥他们在理论阐释、宣传、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邀请周恩来到马列学院讲授《我国各民主党派的状况》、朱德讲授《学习马克思主义问题》、胡乔木讲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还邀请艾思奇讲授社会发展史、王学文与郭大力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杨献珍讲授西方近代史、张如心讲授中共党史等课程。在《中央编译局关于1956年专家工作情况及聘请专家的意见向专家局的简要报告》中也提到邀请了国外专家前来指导工作。如邀请苏联专家图尔琴斯教授讲授《资本论》以及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的内容介绍报告，邀请苏联专家克鲁奇科娃讲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两个策略》《帝国主义论》《土地问题纲领》 等内容。中央领导和著名学者等的授课“不仅提高了学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丰富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从教员身上学习到严谨的治学态度、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二是将党员干部编为不同的班级或学习小组，进行集中学习和研讨，在研讨中交流心得、解答疑问、巩固学习成果、提升学习效果。在1953年4月23日下发的《指示》中提到了小组讨论这一方式；同年10月27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补充通知》 中再次提出要开展集体学习活动，包括听报告、上课、组织讨论、考试测验、集体自修等多种形式。 各地在开展集体理论学习讨论时积累了丰富经验，如中共陕西省委举办理论学习班时分为预习、听讲、复习、漫谈、课堂讨论、解答问题、总结等多个步骤，经过课堂讨论使同学交流学习心得。 东北师范大学开办马克思列宁主义业余大学的实践经验证明，课堂讨论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它能使教师和行政干部的理论学习深入一步。 这一时期干部业余理论学校在理论教育过程中还引进了苏联的“习明纳尔”教学法。 通过开展集中学习和研讨，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一方法在加强理论教育、深化理论学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组织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进行理论自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党的高级干部相对而言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因而具备理论自修的条件。中共中央出台了多个专门性文件用来指导高级干部开展理论自修。如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颁布，规定了党的高级干部进行理论自修的具体内容及方法。 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中若干问题的修正和补充的通知》下发，对自修的课程和时间问题、学习内容和方法问题、考试问题以及关于离职自修的组织领导问题等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说明。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理论武装干部工作顺利推进，全党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四）制度建设

　　为了推动理论武装干部工作更加规范、有序、科学地开展，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和加强了制度建设。

　　一方面，确立了干部轮训制度以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文化、理论水平。1954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提出要实行干部轮训制度和建立全国党校教育网。他指出：“为了在不久后开始把全部党员，包括党政群财经文教政法各方面的党员干部，分别由高级、中级、初级三级党校，在若干年内轮流训练一次，必须着手把各级党校作适当的调整，建立高、中、初三级党校并制定轮训计划”。 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下发，详细规定了党的各级干部参加轮训工作的具体计划与安排。 1955年3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党要求每一个高级干部经常地认真学习，并将实行按期分批把党的各级干部调到党校学习的制度”，再次表明中共中央对于干部轮训制度的重视。195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全国省市以上各专业部门在职干部轮训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健全了干部轮训制度。 通过干部轮训制度的运行，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理论素养以及专业能力都得到了有效提升。

　　另一方面，通过实行学年制、考试制规范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工作流程，提升理论学习的规范性和实效性。1951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中指出：“组织干部学习运动，并建立经常、系统的学习制度，以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加强工作效率。” 同年3月下发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党内现在的理论教育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其中之一即“没有全国统一的关于理论教育的制度”。因此，《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了学习时间以及相关工作安排。由于党员干部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不同，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将理论学习分为三级。同时，《决定（草案）》还指出：“为了保证理论学习之有秩序的进行，必须实施学年制和考试制。”1953年4月23日下发的《指示》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学习的健全地进行，定期的考试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考试可采取测验、答问、写论文等形式”。

　　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各地方党组织有序贯彻落实学年制和考试制。例如，1950年初，河北全省的在职干部学习已走向正规。“从省级机关到一部分县镇，已建立了经常的学习制度，一般都能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省级和沧县专区有些部门，还实行了干部学习的考勤、点名、评奖和考核学习成绩等制度”。 同年，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发布《关于解决干部学习思想障碍，建立干部学习考试制度的决定》，指出：“十二种文件的学习，在某些机关内已基本展开，绝大多数干部的学习情绪很高；但一部分干部，甚至较负责的干部，对理论学习仍不够重视”，“没有把领导本单位的干部学习视为自己的责任之一”，因此，该决定规定了两项工作，号召各地认真执行：“一、领导上应经常打通干部的学习思想，特别是克服老干部的自满等不正确思想。二、将干部学习考试定为制度，所有干部每月考一次，月底举行”。 1951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西南局关于在职干部学习实施办法的规定》指出：“对考试成绩优良者准许超越升级，及格者循序升级，不及格者留级。”

　　上述制度和安排，既体现了理论学习的层次性、渐进性，也使得理论武装干部工作更具规范性；既满足了理论水平较高的党员干部的学习需要，也使不同理论水平的党员干部能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递进地学习，从而有效提升了全党理论水平，保障了这一时期理论武装干部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历史经验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经过系统化探索与体系化建构，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理论武装干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仅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的党员干部。在这一时期开展理论武装干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为新时代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坚持目标导向，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理论武装工作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理论武装干部的历史和实践，始终坚持目标导向，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并随中心任务的变化而动态调整理论武装的具体内容。如围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展开的理论学习，结合土地改革等工作开展的学习土地改革相关政策法令活动，以及学习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等活动。为确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得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总路线理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加强全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督促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各项指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强调，党的宣传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展开，要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钻研党的决议和政策，必须切实改善过去不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不重视学习党的决议政策的状况”。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任务，这一时期理论武装干部工作的内容不断完善，广大党员干部的文化和理论水平都得到了提高，理论武装干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时代开展理论武装干部工作，要继续坚持目标导向，围绕并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特别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学习，在理论学习过程中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设置理论武装的具体内容，增强工作的实效性。“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二）强化问题意识，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来源广泛且文化和理论水平普遍较低，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不够的学理论，文化不够的学文化” 的原则，对不同层次和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进行了有区分、有侧重、有针对性的理论武装，“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逐步提高到相当于高小以至初中毕业的水平，以便有效地学习政治理论，钻研业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立足党员干部实际，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理论武装干部工作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

　　新时代深化党员干部的理论武装，必须“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密结合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变革”，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客观、全面地认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警惕党内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险，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理论武装工作；着力解决在理论武装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学风不纯不正，学习不走心、不深入、不系统等问题，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坚持联系实际、立足岗位，从事什么工作就重点学什么，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在深学细照笃行中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升华觉悟境界、增强能力本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心环节，调查研究在克服主观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坚持问题导向、树立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使广大党员干部通过调查研究，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形成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使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其深化理解党的创新理论的过程，从而努力实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本领”，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三）着力宣传引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异常纷乱复杂，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格局。 面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共中央对中央宣传部及地方各级宣传部门进行了机构调整和完善，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各中央局理论教育处长座谈会等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草案）》等文件指导宣传教育工作。这一时期，以中共中央编译局为代表的马列经典著作编译机构、以人民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发行机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一批经典作家的著作，充分发挥图书、报刊以及广播等媒介对于党的理论的宣传教育作用，为这一时期开展理论武装干部工作提供了重要途径。

　　立足新时代，要继续加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新征程上党内理论教育面临的现实环境和形势任务为参考，继续发挥图书、报刊等出版物以及广播电台、电视等媒介载体在理论宣传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广大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提供了解、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党校、干部学院等不仅具有培训党员干部的作用，还兼具理论宣传、研究、阐释功能，“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 在开展理论武装干部的过程中“必须抓好互联网这个主渠道，大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网络传播，让主流思想舆论始终主导网络空间”。 深刻认识和把握数字信息时代下互联网的传播方式、运行逻辑、潜在风险及应对策略，科学把握新媒体传播的特点及规律，从而发挥新媒体对于党的理论的宣传教育作用，不仅使党的创新理论在新时代更好地实现网络传播，也使生活在网络时代的党员干部能够全方位、多渠道学习党的理论，强化自身的理论武装。

　　（四）领导干部带头担当作为，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力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担当作为，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力。《决定（草案）》指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主要责任是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发展全党理论学习的主要责任也是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是全党勤奋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模范”。 1951年10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西北局宣传部关于高级干部理论学习情况的报告》中强调：“在高级干部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对于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的改进具有决定的意义，也是在全党展开理论学习的中心环节。” 1953年8月22日，《八一杂志》第36期发表题为《把高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坚持下去》的专论，指出，应当把高级干部的学习，当作全军干部学习的重点。为了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1955年7月4日颁布了《规定》，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理论学习教育的重视，将其作为党内理论教育的重点对象。

　　历史和实践证明，领导干部重视和带头学习是推动全体干部学习的关键，领导干部学习起来是最有力的动员和号召。进入新时代，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干部，要将领导干部列为重点教育对象，既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水平；同时，“领导干部要上讲台、讲党课，以身作则、以讲促学。坚持以党内教育引导和带动全社会的学习，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自觉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团结动员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将理论武装干部的效果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拓展，切实提升全党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

　　（五）健全制度体系，常态化长效化推进理论武装干部工作

　　制度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推动理论武装工作的规范化、有序化、长效化发展，需要以制度进行保障。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协同发力，贯穿于从严治党的实践之中，制度建设成为党的建设中一项重要的着力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武装干部的工作中探索形成了干部轮训制、学年制、考试制等多种制度，推动了这一时期理论武装干部工作的组织化、规范化建设，成为理论武装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为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2023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以党的理论教育作为培训重点，其中特别指出“建立健全干部在职自学制度”， 以制度的形式规范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建立健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 新时代以制度建设保障理论武装干部工作有序开展，从理论武装的顶层设计、组织领导、具体实践等全过程进行思考，在制度建设前要进行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使制度建设契合实际，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对制度的认同感；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并且要建立制度反馈机制，对于理论教育制度建设及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适应实际情况、不满足现实需要的措施及安排，要设置专门程序和渠道予以反馈，及时进行调整，不断健全制度体系，推动理论武装工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党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知识培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增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武装工作逐渐发展，党在这一时期从组织、内容、方法以及制度等多个方面构建起较为系统完善的工作体系，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政治过硬、思想坚定、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开展理论武装干部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继续强化理论武装、不断推进理论建设、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