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力整顿。这次整顿以纯洁性为旨归，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调整配备领导班子；召开各级党的代表大会，不断充实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改组省级革委会领导班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领导班子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并制定了规划。在党政领导班子整顿和调整的过程中，选人用人观念发生了改变，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举措初步体系化。这些都为之后领导班子“四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党政领导班子；整顿；“三位一体”；干部队伍；“四化”

　　邓小平指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易言之，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以后，组织路线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领导班子建设在其中又起到核心作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后，经过“揭批查”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等，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航向，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但鉴于“文革”期间不少“三种人”混入了干部队伍，严重影响了各级领导班子的纯洁。加上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存在年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等状况，领导班子建设便成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不过，要改变领导班子的现状，非一日之功，需持续用力。经过几次较大的调整，至1989年，“各级领导班子人数偏多、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状况，有了根本改变，基本上实现了新老交替的正常化”，“大多数领导班子基本形成梯次年龄结构”。

　　1976—1982年党政领导班子的整顿与“三位一体”的调整，是这一时期整个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整顿和调整，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各级领导班子“青黄不接”的状况，但为1982—1984年党政机构改革中领导班子的大幅度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关于1976—1982年领导班子建设的研究，理应引起学界的重视。目前，学界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大都是在各自的研究主题中有所涉及，不够系统。本文拟对这一时期党政领导班子建设的过程进行专门梳理，探讨其历史意义，以求教于方家。

1976—1978年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纯洁与整顿

　　“文革”结束后，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成为一项非常急迫的任务。在清查的过程中，一批“三种人”从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被清理了出来，同时，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或靠边站的老干部陆续复出，进入了各级党政领导班子。

　　（一）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调整配备领导班子

　　1976年10月，“四人帮”虽被一举粉碎，但其帮派势力依然存在于全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有的还掌握着相当的权力。这就需要彻底摧毁“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党内外一切职务；派中央工作组赴上海，改组上海市领导班子。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了新的上海市委书记。197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原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进行改组，任命新的市委常务委员会，增加任命新的市革委会副主任，并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立案审查。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中央逐步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1977年初，中共中央调整配齐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从这年1月起，中共中央陆续对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问题较多的云南、辽宁、甘肃、安徽等省和郑州、兰州铁路局等部门的领导班子加以改组，先后调整和加强了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领导班子，对一些党政军重要领导机构及主要负责人也进行了调整。

　　（二）召开各级党的代表大会，不断充实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

　　1977年8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大会选出中央委员201名、候补中央委员132名，组成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十届中央委员更换了79名，占总数的46%，新当选的中央委员97名，占总数的48%。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多重新恢复工作的原中央及地方党政军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

　　根据中共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从1977年10月开始，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新一届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中，陆续恢复建立了党委或党组。各地也根据中共中央在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设立党组的有关规定，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例如，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市属各局或相当局一级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委或党的领导小组均改建为党组。

　　中共十一大强调：“‘四人帮’招降纳叛，结帮营私，使一些领导班子严重不纯。对这些领导班子，从组织上加以整顿和清理，是完全必要的。”整顿和清理党的领导班子的工作，除因上海情况复杂于1976年底先行开展外，其他地区整体上从1977年1月开始。到1978年底，在“文革”结束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调整和充实了中央机关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在1978年中，中共中央调整125个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领导班子，其中调整面较大的有14个省、直辖市和23个部、委、总局”。

　　在这一过程中，大批老干部重新受到重用，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得到清查。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纯洁性大大提高，为调整好各级政府领导班子打下了基础。

　　（三）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改组省级革委会领导班子

　　在“揭批查”运动中，“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在国家政权中的流毒和影响同样亟需清理。为此，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先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好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选好五届人大的代表，这是开好五届人大的组织保证”。

　　从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了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改选了省级革委会。新组成的省级革委会，副主任以上领导成员共有380人。这次人事上的变动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省级革委会成立之初，原有的215名副主任以上领导成员，仍留任者仅有30人（含升调、被解放复职者），占现有总数的7.9%，其余皆被排除于革委会之外”。二是“改组后的省级革委会领导成员，绝大多数为新选任者”。“在380名领导成员中，新任者达203人，占总数的53.4%，其他原任的177人中，粉碎‘四人帮’后任职者有55人，粉碎‘四人帮’之前为领导成员而仍留任者为122人，占总数的32.1%”。三是“29名革委会主任中，刚刚恢复工作的干部有15名，而在351名副主任中（含第一、第二副主任）中，重新任命的老干部即有148人，占副主任总数的42.1%”。四是“新的省级革委会领导成员中，经党的十一大选为中央委员者有74人，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者有20人，共计94人”。

　　经过严格改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把工人、农民、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群众公认的确有贡献的优秀分子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选进了新的革命委员会”。这次改选后不久，部分省级革委会的班子又进行了调整。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改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胡昭衡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贾庭三等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同时，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要求，1978年内，“全国的省辖市、自治州、县和公社，都要分别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好新的革委会”。

　　邓小平对领导班子的整顿高度重视，1977年12月28日，他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调配领导班子时，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当然不能让他们进来。那些风派、溜派以及搞‘地震’的人，那些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人，那些有问题没有查清的人，也不能让他们进领导班子。还有些人也不能进领导班子或者不能重用，例如，搞法西斯专政、称王称霸的；搞打砸抢的（当然不一定是大干部，‘四人帮’用了那么一些‘小螃蟹’，专门搞打砸抢，还搞特务活动，安‘钉子’）；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动的；玩弄权术，专门整人的；耍小聪明，搞小动作，不老老实实的；革命意志严重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等等。就是说，我们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备一、二把手的时候，只注意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没有牵连的问题还不够。还有另外一种人，同‘四人帮’没有什么牵连，或者有点牵连也并不大，但是政治品质不好，思想体系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中有些人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实际上是坏分子。这种人不仅不能进领导班子，也不能留在军队”。同时，他用了四个“要”概述了今后配备领导班子时选用人才的标准，即“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时指出：“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提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质，注意思想，宁肯笨点，朴实一点，不要只看他会说会写”。

　　1976—1978年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为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确立提供了组织前提，进而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深入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提供了有利条件。

1978—1980年领导班子调整与“三位一体”任务的提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突出地摆在全党面前。在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叶剑英指出：“我们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鉴于“文革”期间从中共中央政治局、省、地、县以至基层的绝大多数地方各级党委遭到破坏的教训极其惨痛，他强调：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一定要充分重视选好领导班子，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一贯认为：“把班子配好，其他问题就好办。这是个方针”。1979年7月21日，邓小平指出：“组织路线，有党规党法问题，有组织纪律问题，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但大部分领导班子在调整的过程中仍需综合施策，中共中央对此提出了调整领导班子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

　　（一）领导班子持续调整过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力度明显加大，大量老干部复出，并被安排到相应的工作岗位。一些在“文革”中犯有错误的人被调整出来。与此同时，一批中青年干部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但力度有限。

　　首先，把大量复出老干部安排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是“文革”结束后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历史时期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1978年2月，邓小平明确指出：“关于领导班子问题，总的政策是，过去‘四人帮’要打倒的一批老家伙，现在还得请他们回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下简称中央组织部）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底，“先后对453名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结论进行了复查和审理”，“经过落实政策，这些同志中身体好、能工作的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原中央、国家机关司局长以下待分配的六千多名干部，绝大多数已经安排了工作”。从粉碎“四人帮”到1980年3月底，全国地县两级有2090名老干部重新分配了工作。

　　其次，一些在“文革”中犯有错误的人被调出了领导班子。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央一再强调的重点工作之一，因此这项工作的力度很大。就地县两级而言，从粉碎“四人帮”后到1980年3月底，在原有30985名地县两级常委中，清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人物和打砸抢分子744人；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撤职的491人，免职的2175人；共计3410人，占11%。

　　最后，一批中青年干部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这项工作在“文革”结束后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从粉碎“四人帮”后到1980年3月底，7253名中青年干部被提拔为地县委常委。

　　在领导班子调整的过程中面临着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大批复出的老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加上干部年龄的自然增长，致使各级领导班子年龄普遍偏高。1976—1980年，省级党委班子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5.33岁、56.80岁、58.33岁、59.79岁、61.35岁；地级党委班子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0.10岁、51.47岁、52.95岁、54.46岁、55.06岁；县级党委班子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4.48岁、45.39岁、46.59岁、48.08岁、48.55岁。从年龄结构上看，1980年，省级党委班子中60岁以上的有334人，占比为65.62%；地级党委班子中60岁以上的有865人，占比为18.66%；县级党委领导班子中60岁以上的有712人，占比为2.79%。二是各级领导班子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80年，省、地、县三级党委班子中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的分别有248人、3479人、20310人，占比分别为48.72%、75.04%、79.56%，而具有高等学校学历的分别有79人、186人、834人，占比分别为15.52%、4.01%、3.27%。

　　解决上述两大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1980年2月24日，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4月17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恩里科·贝林格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在谈到干部问题时指出：“我们党现在存在着干部老化问题，要使我们的干部年轻化。搞现代化没有专业知识不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最大的困难是人的问题，是知识缺乏的问题。”

　　（二）适时提出调整领导班子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

　　1980年5月14—27日，中央组织部在北京专门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座谈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中央党政军组织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指出，搞“四化”建设“最大的困难是领导班子不够理想”。理想的领导班子“基本的条件是，班子里的成员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尽管此时尚未形成干部“四化”表达，但这一基本条件实际上就是按照干部“四化”的目标来调整领导班子。同时，他还提出了调整领导班子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

　　会后，中央组织部编的《组工通讯》根据会议精神，专门刊文《调整领导班子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对“三位一体”的任务做出进一步阐释：要改变领导班子不理想的状况，使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路有三条：一是“大胆放手地精心选拔一大批忠实执行党的路线的、有专业知识和领导才能的、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各级各方面的领导班子中来”。二是“认真负责地妥善安排一大批对党和人民有贡献的年老体弱的同志，退到第二、三线去，使这些难以坚持正常工作或丧失了工作能力的同志，既延年益寿，又可在适合目前健康状况的岗位上，谋划长治久安之策，搞好对年轻干部的传帮带”。三是“正确地解决相当一个数量的、经过三年多考验证明难以胜任现职的同志的问题，把他们安排到适合的工作岗位上去，并且诚心帮助他们继续进步”。“这三条，是当前调整领导班子工作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其中，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第一位的、也是最紧迫的，但后两条也是缺一不可的”。为保证“三位一体”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付诸实现，各级各部门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两年左右的调整领导班子规划。

1980—1982年调整领导班子工作“三位一体”任务的实施　

　　重大工作任务的落实需要具体的规划、布置，同时需要各地各部门及时推进实施。调整领导班子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提出后，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这一重大工作任务的落实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一）召开座谈会，制定领导班子调整规划

　　1979年9月5日至10月7日，经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围绕领导班子建设，选拔培养接班人，改革干部制度，加强党员、干部教育，搞好党风以及落实干部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后，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领导班子建设意见》）等一系列文件。1980年5月18—19日，中央组织部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要求必须加快选拔年富力强干部的进度。6月25日，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抓紧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见》）。上述这两个文件提出了领导班子建设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目标要求与工作部署。

　　《领导班子建设意见》明确指出，在新的任务面前，各级领导班子还存在着不相适应的六大突出问题，同时提出：“要在三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努力把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建设好，使之成为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勤奋学习，熟悉和精通业务，善于管理，团结一致搞四化的坚强有力的工作班子。”

　　在选人用人的标准上，《领导班子建设意见》特别强调三条：“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本职工作的业务能力”。在领导班子职数配备上，《领导班子建设意见》提出：“要把各级领导班子配成政治上、业务上强有力的精干的工作班子。班子配备人数不宜多，要在三年或稍长一点时间，逐步地、有计划地做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一般7—13人，正副书记的人数不应超过常委人数的一半。地、县党委常委一般7—11人。正副省长、正副专员、正副县长一般5—7人。“地处高原和边疆的西藏、新疆、青海及其他多民族聚居地区，各级领导班子的人数，可略高于上述规定的人数。”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一般7—13人，正副局长3—5人，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一般9—15人。国务院直属局、总局党组成员一般7—11人，正副局长5—7人。“企业、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人数，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国务院各部委，根据上述精神和具体情况做出规定”。在干部年轻化问题上，《领导班子建设意见》对领导班子中的中青年干部职数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要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指出：“大胆提拔使用中年干部，大力培养选拔青年干部，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是党的组织路线方面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从目前各级领导干部青黄不接的严重情况看，这又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老干部的安排问题上，《领导班子建设意见》提出了在发挥老干部骨干带头作用的同时把身体难以适应繁重工作的老干部安排荣誉职务、担任顾问的战略考虑。

　　《领导班子建设意见》对领导班子建设做出三年整体规划和部署，而《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见》则对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做出专门规划和部署。1980年6月25日，中央组织部在印发《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见》时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领导班子调整不好，四化建设必然受到严重阻碍”。由此可见，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在领导班子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在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规划方面，《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见》提出：一是“各级领导班子成员都要具有自己所分管的工作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逐步成为内行”。1982年以前，各级党委都要大胆提拔一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专业干部参加领导班子。二是1982年以前，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的平均年龄逐步降到50—60岁；地（市）州委常委的平均年龄逐步降到50岁左右；县委常委的平均年龄逐步降到45岁以下。三是“各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都必须选拔一批人、一层人。为此，要把干部后备名单的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除了1979年已挑选的后备干部外，1980年再从50岁以下，大专、中专、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程度的优秀干部中，选拔一批可进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班子的对象。省、市、自治区各选出4—8名，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委各选出1—3名。省委要掌握200—300名45岁以下，准备担任地、市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后备名单；地、市委要掌握100—200名40岁以下，准备担任县、市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后备名单。同时，《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见》提出“各级领导班子要力求精干，不宜人数过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要尽量减少领导干部交叉兼职”。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标准方面，《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见》再次强调了《领导班子建设意见》提到的三条标准。在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方式方面，《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见》提出了有计划加强在职干部培训和脱产轮训，积极举办各种业余的文化、专业、技术学校，把中青年干部送到党校、高等院校干训班、各种专业干部学校脱产学习，从高校挑选一定数量的政治品德好、作风正派、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等多种途径。在发挥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方面，《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见》指出，老干部要把培养选拔接班人当作第一位的任务。“为了发挥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可以先把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进领导班子，年老体弱的干部逐步退出”。“对退居第二、三线的老干部，要继续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政治上要充分尊重，生活上要妥善照顾”。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程序方面，《中青年干部工作意见》指出：“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充分走群众路线。可以采取群众推荐、领导审查的方式进行选拔。无论组织和个人推荐的干部，都必须经过组织部门认真负责的考察，报党委集体讨论决定”。

　　这两个文件对按照“三位一体”的任务做好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建设提供了重要工作遵循。

　　（二）具体布置，推动领导班子调整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关于选拔接班人的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都要制定出1980—1982年的规划，提出领导班子逐步年轻化、专业化和精干的要求，制定达到这些要求的主要措施。

　　中央组织部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座谈会之后，各地区、各单位纷纷开会部署。例如，1980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专门研究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并要求各地市抓紧做好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的三年规划。根据这一要求，山东各级党委相继制定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三年规划。7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全省地、市、州委第一书记、省级各大口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传达贯彻中央组织部关于按照“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的精神，省委书记许梦侠出席会议并做了报告。1980年，中共营口市委根据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精神，制定《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三年规划》。同年，中共上海第三钢铁厂党委制定了《培养中青年干部三年规划》。

　　自1980年5月后，全国各地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位一体”要求积极进行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部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例如，截至1981年7月，山东省县以上领导机关和部分厂矿、企业、高等院校等单位，“共提拔了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420多名，其中地市委副书记、常委、副专员、副市长和省直部委办局负责人183名。全省132个县（市、区），1980年召开党代会的有127个。这些县结合召开党代会，按照‘三位一体’的精神，加强了县委领导班子的建设。有319名年轻干部担任了县、市委的常委或正、副书记。通过充实调整，县委常委平均职数由13.1职降到9.8职，平均年龄由49.4岁降到46岁，具有大中专和高中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15.1%提高到28.4%”。1981年8月上旬，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召开了全省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借以继续推动这一工作。这次会议进一步深入学习了中央领导的有关讲话，对一年来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交流了经验，研究了下一步的任务和措施。之后，山东省各级党委遵照“三位一体”的要求，把严格选拔出的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到1982年9月，“全省地市、厅局级干部和县、处级干部的知识化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两级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分别为29.6%和29%。使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不断向干部‘四化’目标迈进”。

　　又如，四川省领导班子通过调整也得到很大改善。至1982年2月，“全省新提拔了5225名中青年干部进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调整了不宜担任现职领导工作的干部90名。安排了2645名年老体弱的老干部离休和当顾问、研究员、视察员。全省地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18个地、市、州委常委中，平均在50岁左右的年轻化班子有11个。县（市、区）政府领导班子中，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下的年轻化班子有103个。领导班子的知识化、专业化的程度有一定提高。地、市、州委正副书记、常委和正副专员（市、州长）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的比例由1979年的21.9%上升到现在的28.6%。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的比例由1979年的20.3%上升到38.5%”。

　　经过“三位一体”的调整工作，不少地方和单位领导班子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变化。但就整体状况来说，各级领导班子年龄仍然老化严重，文化水平普遍不高。1981年，省级党委班子的平均年龄为62.26岁，拥有高等学校学历的占比为17.83%，拥有初中以下学历的占比为44.14%；1982年，地、县两级党委班子平均年龄分别为55.57岁、49.18岁；拥有高等学校学历的占比分别为4.84%、6.83%，拥有初中以下学历的占比为69.23%、71.33%。党政机构改革前，电力工业部、水利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化学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纺织工业部12个部委的部长、副部长117人，正、副司局长617人；部级领导的平均年龄64岁，司、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59岁；大学文化程度的在部级领导班子中的占比为31%，在司、局级领导班子中的占比为32%。

　　（三）采取多种措施，选拔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

　　不容忽视的是，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掌握了一批后备干部的名单，选拔了一批优秀年轻干部，但选拔培养的力度需要加强。1982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近两三年来，全国虽有数万名55岁以下的中青年干部进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但按照各级应具有不同的年龄结构的要求来看，其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年龄偏大；同时，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超过总数的40%。”“当前，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起用一代新人的工作，仍面临着不小的阻力和困难。”不过，此期间探索出的多种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措施，为之后领导班子的顺利调整起到了奠基作用。

　　第一，设立中青年干部管理机构。大规模地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需要专门推动这项工作的组织机构。1981年7月2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这个机构十分重要。各级组织部门里，中央也好，省区市也好，地县也好，都要有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邓小平在会上回应道：“陈云同志讲的有一条，组织部要专门设一个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这是很重要的。”在中央的推动下，各级地方、国家机关等党委组织部门下辖的青年干部管理机构相继设立起来，在遴选中青年干部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建立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大批老干部复出，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短时间内不可能全退下来。为了改善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一度设想采用“先进后出”或设置顾问的办法来解决中青年干部进领导班子不易的难题，但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1981年6月8日，陈云召集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就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和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进行座谈，并主持起草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明确指出：“干部必须实行离休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当顾问或成立顾问委员会，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多数人只能离休退休。”这份《纪要》和陈云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在6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给参会人员，“会后，部分与会人员留下来，参加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离休退休工作的问题”。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就为老干部离休退休进而为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第三，提倡群众推荐与组织考核相结合的选拔方式。以往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方式主要采取组织部门、干部部门及主要领导推荐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存在选人渠道不宽、视域受限等不足，难以适应大量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要求。1980年3月，邓小平对此指出：“我们发现干部、了解干部的渠道太窄，不是开阔眼界，多方面地去了解，还是走老路。”1980年6月初至8月初，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率15人调查组到西安、成都、重庆、武汉等地19个工厂企事业单位，试用民意调查的办法，推荐优秀中青年干部，推动“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的工作。截至10月中旬，19个单位根据群众推荐、组织考察、上级批准，已经提拔或正在审批、准备提拔到厂和公司两级领导岗位的优秀中青年干部有41名。调查组还根据“到各地直属和地方企业了解到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和科技干部的情况，几经筛选，基本上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个原则选拔了二百来名较高级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同时，调查组把这200多人的简历造册，每人另附一份优秀事迹表现材料，经中央组织部审阅后，报中央书记处领导审核选拔。这种群众推荐与组织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在随后的中青年干部选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充分发挥干部教育的作用。选派中青年干部进入干部教育培训学校进行系统的知识教育，是提高其政治素质、文化水平和专业能力的重要方式，因而备受重视。经中共中央批准，1980—1982年，由中央组织部“在中央党校直接承办了两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第一期55人，第二期143人。后来他们中间的许多同志担任了部委、省市的主要负责人，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地各部委也仿照这种做法，培训了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其中不少学员后来进入了省、地领导班子。

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整顿和调整工作的影响

　　1976—1982年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整顿与“三位一体”的调整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之后领导班子“四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是改变了原来的选人用人观念，为接下来领导班子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思想导引行动。调整、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转变思想是关键。陈云曾说：“自从中央提出提拔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工作的问题以后”，“对这件事虽然做了若干工作，但总的来说，因为认识不一致，收效不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呼吁全党高度重视解决这一战略问题，引导着全党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领导班子整顿和调整的实践也推动了全党思想的转变。在1985年2—7月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组织的一次地（局）县（处）两级领导班子“四化”建设进程抽样调查中发现，经过这一阶段领导班子调整的实践，很多地方和单位“新的用人观念逐步形成，对大批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尽快解决‘青黄不接’问题的紧迫性，认识不断提高，为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二是坚持把准政治条件，确保领导班子在政治上的纯洁性。鉴于“文革”期间不少人通过投机手段进入到各级领导班子，给党的建设带来严重危害的深刻教训，1982年9月6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指出：“‘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这就确保了各级领导班子的纯洁和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三是积累了领导班子整顿和调整的措施，为之后的领导班子“四化”建设提供了条件。整顿、调整领导班子目标指向在于实现领导班子“四化”，从组织上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全党为此采取了许多务实的战略性举措：建立中青年干部管理机构，从组织上有力推动中青年干部的遴选工作；采用群众推荐和组织考核的方式选拔中青年干部，拓宽了选人用人的渠道；利用多种渠道教育培训干部，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及其文化和专业水平；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成立老干部工作机构，确保了离退休干部有序退出领导岗位并安享晚年；等等。这些措施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建设中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

　　此外，整顿和调整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在接下来的1982—1984年党政机构改革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和知识结构在党政机构改革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省、地、县三级党委班子为例，1982年的平均年龄分别为61.94岁、55.57岁、49.18岁，1984年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6.59岁、49.87岁、43.51岁；1982年拥有高等学校学历的占比分别为19.27%、4.84%、6.38%，1984年拥有高等学校学历的占比分别为46.05%、40.82%、41.42%。这种快速发展虽然与机构改革采取的措施和推进的力度有关，但同样与1976—1982年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和调整的实践探索密切相关。

　　1976—1982年党政领导班子整顿和调整，处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启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保证纯洁性的前提下呈现出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一是坚持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文革”结束后，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是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召开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进行的整顿和调整。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领导班子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这是一个蹄疾步稳、渐趋深入的过程，体现了慎重稳进的工作思路。二是提出干部“四化”方针。在领导班子整顿和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干部队伍建设的目标进行深入思考，最终提炼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四化”方针。这一方针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写入党章，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长期指导。三是制定具体政策。领导班子调整需要有具体的规划。《领导班子建设意见》和《中青年干部工作的意见》，从党的领导、政治标准、职数配备、业务素养、方式途径、老干部作用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四是采取较为系统的措施。在领导班子调整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中，逐步采取建立中青年干部管理机构、优化干部选拔方式、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探索老干部退出机制、扩大中青年干部培养路径等一系列措施，保障了领导班子建设具体政策的落实。邓小平一再强调：“方针定了，还有政策问题，政策确定后，还得有措施。如果没有措施，方针政策也是空的。”提出方针、出台政策、采取措施，不仅是1976—1982年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所在，也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方法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百年实践及其历史经验”（22XDJ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高广景，法学博士，教授，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