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仅仅用了短短70多年的时间，就保障了黄河安澜，根本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的黄河水患问题。这既是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成就的重要体现，更是新中国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体现了卓越的领导能力；高效协调黄河治理各方面各环节关系，体现了党和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善于从治理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强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能力；积极探索治理黄河的根本办法，体现了党和政府突出的创新能力；全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与统一调配水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奇迹。

　　［关键词］黄河；水利工程；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古老文明的摇篮。但黄河素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于世，黄河水患长期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故治理黄河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治国兴邦的大事。尽管历代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治理黄河，也在特定时期取得了某些成效，但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水患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一方面兴建了众多的大型水利工程，基本控制了黄河水患泛滥问题，有效发挥了防洪、发电、航运、旅游等多重功效，让黄河真正服务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黄河上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采取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小流域治理等各种措施，有效地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从根本上保障了黄河中下游的安澜，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的黄河水患问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治黄奇迹，集中体现了党和政府卓越的领导能力、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坚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和突出的创新能力，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治理取得“岁岁安澜”的奇迹

　　古人云：“善治国者，必善治水。”治理黄河历来是治国兴邦的大事。让黄河为中华民族造福，是历代黄河两岸人民“黄河宁、天下平”的美好愿望。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古老的黄河迎来了治理开发的春天。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深刻认识到水利事业在“安邦兴国”中的重大基础作用，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一）兴建了众多的大型防洪排淤水利工程，有效控制了黄河水患泛滥问题，黄河防洪减灾体系成效明显

　　在防洪工程方面，党和政府集中建设了黄河中游的三门峡、陆浑、故县、小浪底四大水库（或水利枢纽）；在排淤工程方面，集中整治了黄河下游河段，稳固部分堤防河道，保障下游通畅而不决口。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先后出现了12次洪峰流量大于每秒1万立方米的洪水，却再也没有决过口，创造了“岁岁安澜”的新纪录。特别是2020年入汛时期，“黄河上游来水偏多六成，在防御上游的3次编号洪水过程中，水利部通过科学精细调度龙羊峡、刘家峡水库拦洪削峰，最大削峰率达到了30%，将青海贵德站3200多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削减至2500立方米每秒，将甘肃兰州站485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削减至3640立方米每秒”。面对黄河的洪峰，降低青海贵德站洪峰水位0.4米，降低甘肃兰州站洪峰水位0.8米，避免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4省区171万亩耕地受淹，避免了13万人受灾。此外，在防御中游洪水过程中，“黄河流域还采取三门峡水库敞泄、小浪底水库闸门全开的运用方式，利用洪水排送小浪底库区泥沙，增加库容”，延长了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寿命。防水患排泥沙，黄河防洪减灾体系成效非常明显。

　　（二）在黄河上中游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问题

　　作为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黄河每年输沙量达16亿吨，这些泥沙的80%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总面积约64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覆盖区，气候干旱，植被稀疏。据统计，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这不仅给黄河中游地区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使下游河床不断抬高，加重了“悬河”的危害。因此，黄河上中游地区面临着长期而艰巨的植树造林、保护生态任务。到1995年底，黄河流域八省区共完成初步治理面积15.38万平方公里，其中上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治理面积15.03万平方公里，下游山东境内治理面积0.35万平方公里。在上述治理面积中，修建基本农田7754.77万亩，造林11802.03万亩，种草3517.44万亩。据《人民治黄50年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水土保持可定量并价值化的效益主要为经济效益、拦泥沙效益和蓄水效益三部分，通过不同时期综合价格（当年价）计算，累计实现效益927.47亿元；按1995年价格计算，累计实现效益1808.24亿元。到2015年底，国家和各省（区）在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投资累计达502.48亿元，水土保持措施累计保存面积21.84万平方公里，修建淤地坝5.84万座，累计保土量193.54亿吨。按2015年价格折算，累计实现经济效益1.42万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1.18万亿元。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迅速推进，截至2021年底，黄河流域完成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6.09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较1990年减少了44.24%，强烈及以上侵蚀面积下降83.37%，实现了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双下降。林草植被覆盖率达到66%以上，黄土高原主色调由“黄”变“绿”。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率在201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37个百分点，达到67.37%，流域生态面貌呈现整体好转、局部良性循环。这为流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治理一方水土、改善一方生态、发展一方产业、造福一方百姓”的局面逐步形成。

　　（三）兴建了众多水电站，实现了水力资源的梯级开发，造福人民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资源，水资源的利用既包括生活生产用水，也包括水力发电、维护生态平衡等。黄河流域主要城市的用水基本上来源于黄河，农业灌溉用水同样来源于黄河。目前，黄河流域“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200万亩，发展到1.26亿亩，并为流域内66个地市（州、盟）、340个县（市、旗）1.2亿人提供了水源保障”。从水力发电看，到目前为止，黄河流域大中型水电站主要兴建在黄河主干道上中游，已建成的有龙羊峡水电站、李家峡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盐锅峡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青铜峡水电站、三盛公水利枢纽、万家寨水利枢纽、三门峡水利枢纽、小浪底水利枢纽等。

　　综上，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仅仅用了70多年时间，就使在黄河流域修建的水利工程规模和数量跃居世界前列，水利工程体系日趋完善，黄河治理成效卓著，保障了黄河安澜，创造了几千年以来“岁岁安澜”的历史记录，根本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的黄河水患问题，书写了伟大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黄河治理，体现了卓越的领导能力

　　黄河“岁岁安澜”是党和政府治水成就的生动诠释，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展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

　　（一）毛泽东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黄河之滨曾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1952年10月25日至11月初，毛泽东前往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视察。10月30日晚，他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就河南工作和治理黄河问题交换意见，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0月31日，毛泽东乘专列前往郑州，行前，他对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军区、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再次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随后，1953年、1954年、1955年，毛泽东只要去河南，都会关切地询问黄河的治理情况。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先后视察黄河，对黄河治理问题十分关心。

　　（二）邓小平指出“还是要搞小浪底水库”

　　邓小平认识到治理黄河的艰难性、复杂性，并且十分重视黄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地位。1980年7月23日，邓小平视察黄河花园口。在黄河大堤上，他详细询问黄河的汛期流量和防洪措施。之后，他走下大堤，走到黄河主航道旁，仔细观看黄河主流的流量，询问黄河泥沙的情况和防止泥沙淤积的措施，并指出：“维持黄河的现状，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在特大洪水出现时有危险，因此，还是要搞小浪底水库，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汛期防洪问题。”这一指示对于十几年后决策上马小浪底工程有着决定性意义，为小浪底工程的上马定下了基调。

　　（三）江泽民发出“加强治理开发，让黄河造福于中华民族”的号召

　　江泽民多次沿黄考察，实地了解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情况，仅20世纪90年代，他先后6次到黄河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考察，实地了解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情况。1991年2月，江泽民视察黄河。7日下午，他视察了黄河小浪底坝址。10日上午，他听取了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有关黄河情况的汇报，并为黄河水利委员会题词：“让黄河变害为利，为中华民族造福”。1996年6月，江泽民再次考察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1999年6月17—24日，江泽民考察黄河，从黄河中游的壶口开始，经三门峡，过洛阳，到郑州，下开封，赴济南，最后抵达东营的黄河入海口，行程数千公里。在视察中，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加强治理开发，让黄河造福于中华民族”的庄严号召，并认为治理黄河“对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胡锦涛指出“黄河治理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胡锦涛与黄河结缘很深，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就参与到黄河上游刘家峡和八盘峡水电站建设中，此后始终关注黄河治理。2006年10月17日，胡锦涛就纪念人民治理黄河60年作出重要指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治理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60年来，人民治理黄河事业成就辉煌，但黄河的治理开发仍然任重道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强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让黄河更好地造福中华民族。”此后，黄河治理开发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五）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号召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多次就三江源、祁连山、秦岭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建设提出要求。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程前往东坝头乡张庄村考察，那里曾是焦裕禄当年找到防治风沙良策并首先取得成功的地方。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期间专门调研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9月，又考察了黄河河南段防洪等相关工作。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强调了要加强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领导，发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号召，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高效协调黄河治理各方面各环节关系，体现了党和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黄河流域的治理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东西部、上下游、左右岸及城乡、水土、养治、疏堵等各个层面、各个环节，需要统筹谋划、协同配合。三门峡水利工程被正式批准后，各项前期准备工作迅速展开。1955年9月，地质部、电力工业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抽出800名技术人员组成黄河三门峡地质勘探总队。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总队参加三门峡库区和坝址区地形测量工作的人员达1200多人。12月6日，国务院组建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承担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施工任务，任命刘子厚为工程局局长，王化云、张铁铮、齐文川为副局长。1956年1月，三门峡工程局成立。“中共中央指示国家计委、经委、水利部、电力工业部、铁道部等各大部委和河南、山东、湖北、福建省委及上海市委，迅速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局调配干部。1956年下半年，共抽调干部2968人，其中行政干部1745人，技术干部975人，还有一批大专毕业生”。国务院从其他水利水电工地抽调精干的水电工人，从北京、上海、辽宁等省市抽调优秀的技术工人，从河南、山东、河北三省农业战线抽调6000多名青壮劳力支援三门峡工程建设，抽调的各类人员达到2万多名。

　　1957年4月13日，经过长期多方面的筹备，举国瞩目的治理和开发黄河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典礼在三门峡河中间的鬼门岛和河南岸的山坡上举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开工典礼上说：“我们现在举办这样一个工程，把千百年来的水害变成水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关心支援三门峡工程建设。在当时的形势下，三门峡建设者提出：“苦战三年，提前一年拦洪，提前半年发电，提前一年在1961年底竣工”的口号。据统计，从1957年4月开工到1958年6月初，经过全体职工的日夜苦干，已经挖填土石方382万多立方米，“到6月底就抢筑起一道四百二十七公尺长的强大的防水线，联结着激流中心的神岛和下游的张公岛，把三门峡劈成两半”。

　　水库移民工作更是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度及其成败。三门峡水库淹没区涉及陕西、河南、山西3省的11个县（市），“搬迁潼关、朝邑、陕县、灵宝、平陆5座县城，淹没房窑40多万间（孔）、耕地89万多亩。移民420986人，其中：陕西287304人、河南70859人、山西62823人（未含陕西、河南迁入的2013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门峡水库移民工作，由直属国务院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和三门峡工程局总负责，陕西、河南、山西3省及有关县（市）专门建立负责移民工作的组织机构。这样，安置工作从1957年开始全面登记、典型调查，1960年全面搬迁安置，至1965年基本搬迁安置完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妥善迁移安置如此庞大的水库移民，体现了党和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善于从治理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强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没有党派集团的私利，因此敢于正视、揭露并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功，但也有过失误，其中最大的就是1955年有关治黄方案的失误。由于对黄河泥沙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制定了“节节拦泥”“层层蓄水”的治黄规划，力图将黄河的洪水和泥沙全部拦蓄在上中游，解除下游的防洪负担，并使黄河下游变清。但实践证明，这个规划是不可行的：水土保持不能达到预期的减少黄河泥沙的效果；支流拦泥水库的代价太高，大多不能修建；三门峡的淤积严重，并向水库上游发展，威胁西安的防洪安全。但是，治黄规划已公之于世，三门峡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建设项目已于1960年建成并开始发电。是否公开承认错误并彻底改建三门峡，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严峻考验。周恩来亲自主持三门峡改建工程，“鼓励科技人员，以严格的科学态度，修改治黄规划，彻底改建三门峡，并废除黄河下游已建成和部分建成的位山、花园口等枢纽。虽然当时遭受很大损失，但由于认识了错误，从而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取得以后的一系列成就”。

　　水利决策涉及许多复杂因素，在判断中局部发生失误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务必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及时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这是保证正确决策的关键。周恩来果断地承认错误，为人们树立了自我革命的榜样。1964年6月10日，周恩来接见以水利部部长何继晋为首的越南水利考察团，在介绍我国水利工作上的经验教训时说：“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对一些问题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进攻上马，革命精神有，但是科学态度不够严格，二者没有很好结合。我们历史上治黄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将历史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天下一切事物的发展总是吸取前人经验，后来者居上，这是一个教训。”12月18日，周恩来在治理黄河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此外，陈云、钱正英等人密切关注三门峡建设问题，承认失误并不断寻求解决方案。陈云对三门峡水库工程仓促上马“提出过怀疑”，并敏锐地意识到，三门峡水库工程由于讨论不充分，对修筑大坝后导致的淹地、泥沙等问题考虑不周，将会产生不少严重问题，必须予以正视，并将其作为水利问题决策上的教训加以吸取。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及三门峡水库建设失败的教训时坦诚地说：“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这种敢于承担责任和善于吸取教训的做法，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承认和修正错误的坦荡心胸的体现。

　　陈云不仅主动承担自己在三门峡工程项目上马过程中的责任，而且反复强调在重大工程建设中要科学决策，提倡把种种不同意见收集起来，认真加以研究，以避免工程建设项目上的片面性。1978年9月16日，当得知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已经确定下来后，陈云致函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为了接受过去在三门峡工程中的教训，避免可能出现的弊病，我认为还应该专门召开几次有不同意见人的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倾听一切对立面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全面看问题的主要方法。”1979年6月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向陈云并中共中央报告了有些科学家对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有不同意见后，陈云于6月17日批送李先念、姚依林、王任重、钱正英阅读，请姚依林印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各成员，并写了一段批语：“我曾是热心于南水北调的，但必须按实际情况办事，因为这件事有关大局。我的意见由农委或水利部专门召集反对这一规划的科学家开几次会议。当然赞成原规划的同志也可参加几人，让反对的意见充分发表，并且结合他们所主张的意见（如地下水库等等）创造研究的条件。我们应该使南水北调这件事在进行之前，做到确有把握才好。”可见，陈云非常重视从三门峡工程决策失误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强调广泛讨论及科学决策。

　　作为当事人的钱正英后来对三门峡工程的教训也作了深刻反思。她说：“三门峡出了问题，没有重视不同的意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搞水利必须树立唯物主义态度，水利跟自然打交道，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要怕别人提出问题，就怕别人看到问题不提。当时没有提出问题，事后再提出，那改正也来不及了。如果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就不怕人家提问题，问题早提有好处，可以避免错误。”

　　决策者不但要敢于坚持真理，而且要敢于改正错误。像三门峡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在发现错误后敢不敢公开承认，敢不敢彻底改正，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严峻考验。面对三门峡设计和建设过程中的争议及一系列问题，党和国家领导密切关注并及时发现问题，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革命者应有的勇气，敢于正视错误，承担责任，并吸取其中的教训，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强的自我革命、自我完善能力。

积极探索治理黄河的根本办法，体现了党和政府突出的创新能力

　　黄河自古就是一条复杂难治的河流，古代治水者付出了艰辛努力。新中国成立前，黄河治理主要局限于黄河下游，主要任务就是防御洪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积极探索治理黄河的办法，在实践中，通过反思失误并总结经验，不断深化对黄河水沙规律的认识，认识到黄河治理，根在泥沙。而要根本解决黄河泥沙问题，就必须根本解决黄河上中游的水土流失问题。因此，将水土保持定为当代中国治理黄河的根本。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科技能力的进步与提高，在治理黄河水土流失的过程中，科技工作者一直努力摸索根治水土流失的有效办法。经过多年的小流域治理实践，党和政府终于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方案——淤地坝。淤地坝作为黄河流域综合治理体系中的一道重要防线，与其他水土保持措施相结合，通过“拦”“蓄”“淤”等多种功能，将洪水泥沙就地拦蓄并形成坝地，使荒沟变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

　　进入21世纪之后，淤地坝由试点建设到大规模推广普及。到2020年，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省份之一——陕西省已建成淤地坝共34087座，占全国淤地坝总数的一半以上。淤地坝在治理水土流失、减少入黄泥沙、解决人畜饮水、方便群众出行、促进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大型淤地坝每淤一亩坝地平均可拦泥沙8720吨、中型6720吨、小型3430吨”。陕西省3万多座淤地坝累计拦泥沙59亿吨，对减少黄河下游淤积和汛期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与统一调配水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

　　为了兴利除害，在河流的上下游、左右岸存在许多矛盾。河流水土资源的开发还涉及农业、林业、能源、交通、工矿和城市建设等各行业的利益。在国民党统治期间，虽经水利专家多方努力，但因缺乏坚强的领导和先进的社会制度，未能制定出任何一条河流的统一规划。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党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各大江河都已做出了统一规划。黄河流域的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治理与统一调配水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一）组建治理黄河的组织机构

　　从1946年起，黄河两岸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政府领导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锨”开启了人民治理黄河的事业。1946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人民治理黄河机构——冀鲁豫解放区治河委员会成立，后改名为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象征着人民治黄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1949年6月16日，经过半年的筹备，华北、华东、中原三解放区联合性的治黄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山东省济南市成立。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又改属水利部领导，统筹黄河流域水利事业。黄河水利委员会是水利部在黄河流域和新疆、内蒙古内陆河范围内的派出机构，按照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的原则，管理全流域的综合治理，开发管理具有控制性的重要水工程，致力于全流域的规划、管理、协调、监督和服务工作，着力促进全流域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自黄河水利委员会成为流域性机构后，全流域统一治理工作迅速开启。

　　（二）制定治理黄河的统一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水利部于1949年11月召开全国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将水利作为安邦兴国的一项重大工作专门研究部署，这实际上是第一次全国水利会议。会议要求“各项水利事业必须统筹规划，相互配合，统一领导，统一水政，在一个水系上，上下游，本支流，尤应统筹兼顾，照顾全局”。“对于各河流的治本工作，首先是研究各重要水系原有的治本计划，以此为基础制订新的计划”。1954年，黄河规划委员会组织数百名国内专家编制完成了为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第一部流域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1955年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从此，黄河的治理在该规划指导下统一进行。

　　（三）统一调配黄河水量

　　随着黄河治理开发的不断深入，地表水利用率和消耗率远超黄河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水资源短缺逐渐成为黄河面临的最大挑战。水资源短缺造成黄河断流，引发了多种危机。2009年，据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苏茂林介绍，黄河断流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增加了下游河道泥沙淤积，形成下游的“小洪水、高水位、大漫滩”，加大了黄河的防洪难度和洪水威胁；二是破坏生态平衡，恶化水环境；三是使河口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出现困难。据了解，因为断流，黄河三角洲湿地萎缩近一半，鱼类减少40%，鸟类减少30%，黄河刀鱼、东方对虾等珍稀生物纷纷绝迹。从1976年到2000年的20多年间，整个黄河三角洲蚀退陆地面积达283.98平方公里，原本生长在海边盐碱地上的红柳已悄然出现在保护区腹地。下游大批企业停产或半停产。而且，引黄灌溉没有保证，沿黄农作物减产，农民收入降低，城乡生活用水没有保障。

　　为缓和黄河流域上下游之间竞争性用水的矛盾，国家实施了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制度。1987年9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水电部《关于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的报告》，原则同意并批准了南水北调工程生效前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各省（区）耗用水量分配方案如下：青海14.1亿立方米，四川0.4亿立方米，甘肃30.4亿立方米，宁夏40亿立方米，内蒙古58.6亿立方米，陕西38亿立方米，山西43.1亿立方米，河南55.4亿立方米，山东70亿立方米，河北、天津20亿立方米，总计耗用水量370亿立方米”。199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生效。黄河水量开始实施统一调度、总量控制、以供定需，结束了沿黄各省区无序用水的历史。

　　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影响深远。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后，黄河断流情况得到明显遏制，河道生态环境用水得到优先供应，工农业用水对河道生态环境用水的不合理侵占得到遏制，从而提高了河道输沙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的保证程度。2004年12月28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向全世界宣布：经过5年持续的黄河水量统一调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90年代持续发生的黄河下游断流，已实现连续5年不断流”。2006年7月5日，《黄河水量调度条例》经国务院第142次常务会议通过，7月24日公布，自当年8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黄河水量统一调度措施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1999年至今，黄河干流已实现连续20年无断流。沿黄河各省区、各部门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全面安排，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互相协作，全国一盘棋，共同应对黄河水资源短缺问题。统一调度黄河流域水资源，为国内外解决大江大河断流问题提供了经验。黄河流域实行水量统一调度，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兴利除害，将千年“害河”变成“利河”，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的黄河水患问题，书写了伟大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的黄河“岁岁安澜”奇迹，既是新中国水利建设成就的重要体现，更是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功盖大禹”。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需要人们充分地加以展现；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需要人们加以总结提炼；中华民族创造的历史奇迹，需要人们永远铭记。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治水史”（14ZDB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瑞芳，法学博士，特聘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